《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研究》：
1.“一边倒”与中苏结盟关系的确立
为争取主权而产生的断裂问题，突出地表现在新中国开国之际的外交策略上。历史学家杨奎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的序言中指出：由于落后国家的革命通常是以统一夺权在先，再继之以追求民族独立和民族平等，故这些国家的革命党每每通过革命的方式获得了政权之后，紧接着的对外政策也会表现出很强的革命性。中国的情况就是如此，早在军事革命胜利在望之初，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三项外交方针：第一，“另起炉灶”，不承认旧政府的所有外交关系及其条约，任何国家必须在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断绝与国民党政权外交来往的基础上，重新与新政府进行建交谈判；第二，“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争取在肃清一切内外威胁和各种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及影响后，再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谈建交问题；第三，“一边倒”，在美苏对立的国际冷战格局下，在政治及外交上坚决采取与苏联一致的政策和做法，不因眼前利益而做骑墙派和墙头草。采取如此彻底的革命外交方针，不可避免地使新中国隔绝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之外，但也一举废除了历史遗留的不平等条约，清除了以往在中国影响极大的西方势力，振奋和满足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
其中最关键的抉择，就是中苏结盟。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直言挑明：“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作为上述外交策略的成功实践，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就成为当时国际政治中至关重要的事件。对此，毛泽东曾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评价道：“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的中苏条约，巩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一方面使我们能够放手地和较快地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一方面又正在推动着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民主反对战争和压迫的伟大斗争。”
新中国成立初期缺乏经验，不得不处处照搬苏联的做法，从基本制度的拟定到具体实践方式的选择，这在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中带来了正反两方面的诸多影响。尤其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国的工业发展、战后恢复和国际地位都得到了苏联的巨大帮助，也在某种意义上处于与苏联的依附关系之中。毛泽东认为：“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于是，正如中国革命过程本身有其独特道路一样，新中国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了要探索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