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高手低，无法担负起治国安邦的使命
朱翊钧一生的帝业，大体上可分为两个时期，由隆庆六年（1572）六月即位，至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去世，司称之为前期，这一时期，实际主持朝政的是张居正，在慈圣皇太后的支持下，朝中重大决策都是由张居正组织制定和实施，朱翊钧则是例行公事地履行一些必要的程序和义务，不过这些也是张居正主政所必需的条件，因而，万历初年的改革，张居正功在社稷黎民，朱翊钧也多有可称道之处。张居正的去世，使朱翊钧真正开始了亲政，这时他的年龄已届二十，系统接受皇家正统儒学的熏陶也已逾十年，更主要的一点，就是他要迅速摆脱张居正的阴影，发泄胸中久受压抑的情欲，不受任何拘束地实现权柄自操，威福任情。
亲政之初，朱翊钧的心头缠绕着两种情愫，一种是逆反心，另一种是虚荣心。受逆反心态的驱使，他决定要清算张居正，要藉没他的赀产，让世人尽知张居正欺君误国；而虚荣心的作祟，也使他竭力想证明，离开张居正，另行一套做法，同样能使天下称治，自己轻而易举地成为一代为人称道的守成之主。
在朱翊钧看来，要使天下称治，调动文武百官的政治热情是一个关键，而张居正推行的改革，虽有利于国计民生，但在相当程度上又是不利于官员个人的，这在清算张居正及其党人的运动中，不少官员的奏疏都谈到了这点，并且有人揭发，张居正所搞的一套，不仅不利于官，对国计民生也无补，有利的只是张居正及其党人，他们往往借此排斥异己、中饱私囊。于是，伴随着清张运动的不断升级和扩大化，一场以否定万历初年的改革为目的的风潮又随之而起。
万历十一年（1583）五月，以率先揭发冯保的罪行而深获朱翊钧信用的御史李植，受命巡按畿辅，由于途中未能享受到改革前那种乘驿的待遇，增添了不少劳顿，回京后便提出近来驿传裁革过苛，请驰百官乘驿之禁，兵部题覆了他的报告，朱翊钧随即表示同意。
七月的一天，朱翊钧忽然想起了先年裁革京省冗职一事，此举虽为朝廷节省了一些俸禄开支，但那些因此而丢官还乡的以及在吏部候补出缺的人，对此显然是不满的，朱翊钧决定将原来裁革归并事务的，再依裁革前所分职掌管，于是，庞大的官僚队伍又因之而臃肿起来。
为了让文武百官、勋戚权贵们更多地感受浩荡的皇恩，封爵名器成了朱翊钧随意赏赐之物。就在朱翊钧诏令恢复京省裁革官的当月，俺答汗之子黄台吉嗣封顺义王，这本是一件寻常之事，作为蓟辽总督的郑洛对此并无殊功，赍以金币便足可，而朱翊钧却因此而加郑洛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万历十三年（1585）十二月，兵科给事中邵庶弹劾京城巡捕都督佥事李如松、蓟镇副总兵指挥同知李如柏兄弟，并从门荫列位枢机，所为多不法，宜加申处，朱翊钧则不以为然，坚持认为二人与常荫不同，又有军功，对这样的人不可太苛。不当赏的要赏，该罚的又不罚，其恶果只会使朝纲法纪陷于混乱。
不过对朝臣中与张居正亲近的大臣，不论其才具如何，也不顾及其对朝政可能带来的影响，一概重者论处，轻者不予重用，此举在对戚继光、潘季驯的任免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亲政之初，不仅对清算张居正及其党人有功的言官极为信用，对内阁、六部等朝中大臣也寄予厚望，做出一副要大展宏图、勤政爱民的姿态。张居正去世后，接替首辅的是张四维，但他任职时间不长，此后长期主政的是申时行。
申时行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型官僚，嘉靖四十一年（1562）廷试，因所对策论，词札兼美，被嘉靖皇帝亲自擢为头名状元，授予翰林院修撰。本朝官员的选用，在洪武时是三途并用，没有偏倚，荐举、科举、学校，相辅而行，永乐时便开始群趋甲科，天顺以后则进一步发展为，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吏部左右侍郎均从中选用，“士既与此选，自可坐致卿要，以为异日公卿之储”，申时行的显达正是沿着这一途径的。早在万历初年，申时行就为朱翊钧所信用，他虽然不是开启日讲时的最初六位蒙师之一，但在半年后，增补经筵讲官时，便来到了朱翊钧的身边，是担任功课最多的讲官。万历三年（1574）时，朱翊钧就曾手书“责难陈善”四个径尺大字，当场赏赐给他，希望他能规谏自己的过失，提出有益的建议。申时行为人城府极深，处世圆滑，对朱翊钧的过失从不强谏，因而亲政之后的朱翊钧对他极为倚重，除了称呼上总是称他为“先生”而不称为“卿”以外，几乎没有一个月不赏赐些礼物，这些礼物的经济价值虽然不多，诸如鲤鱼二尾、枇杷一篮、折扇、菖蒲数支，或者是白银数十两、彩缎若干匹，但这毕竟是一种礼遇和关怀。虽然从程度上讲，没能赶上当年的张居正，但也是他的前任张四维和所有的后任所没能承受过的。
明代的内阁原本是翰林院的分支机构，虽然参预机务，但不置官署，不得专制诸司，不得相关白，阁臣们扮演的其实也只是皇帝机要秘书的角色。正统以后，内阁的职能逐渐发生变化，而成为政府的中枢决策机构。嘉靖时，张孚敬、桂萼、夏言、严嵩相继用事，六卿堂官有职无权，大多只能波流茅靡，澳涩取容。到了万历时，张居正更是赫然为一真宰相，文武百官俱要唯他马首是瞻。申时行继相后，自然要竭力维护几代阁臣争来的相权。
万历十二年（1584）三月，御史张文熙在历数前任阁臣的一些专权恣肆行为之后，提出部院等衙门长官不应当设置考成簿，交送内阁察考；吏、兵二部的任免事项，不应当一一都要内阁裁定；总督、巡抚、巡按在地方上行事，不应当呈密揭请教；内阁中票拟的内容，应当让同官们都知道，乞请永远禁革内阁的这种特权。此议一出，立即遭到申时行的坚决反对，在给朱翊钧的奏疏中，他竭力争辩道：“阁臣不能称职，自然应当罢黜，但是如若把朝廷赋予阁臣的权力一并削去，便是因噎废食。至于票拟之事，也从未发生过不与同官商量的情况。”朱翊钧满足了申时行的要求，传谕内阁：“朕于天下事不可尽知，尝预咨访，若各项事体不与闻，设内阁何为？”回答得漂亮得体。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