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失了“切乎日用”“近思”的层面，《近思录》就会变成无钱可穿的绳子，变得空洞，但无绳子去穿，这些散落的铜钱就难以提起。所以理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和四子语录的辑录必须还得有“关乎大体”的一面，这样才能呈现理学话语体系的建构脉络和《近思录》文本的内容结构。
首先，在整个文本内容编排上，体现着一种“关乎大体”的思想。《近思录》共分十四卷，最初“各卷之中，惟以所引之书为先后，而不及标立篇名”。从形式上讲，《近思录》所辑录的大多是理学四子的语录，这些语录之间是松散的，没有严密的逻辑联系，并且每段语录也很难得要领，没有鲜明的宗旨和主题。
虽然这些语录形式上是没有系统的，没有一个“大体”存在，但实质上，这些散乱的语录却有一个内在的系统，存在一个关乎理学四子思想的“大体”。据《朱子语类》载朱熹弟子吴振的记录，朱熹曾向弟子这样描述这个内在的“大体”：“《近思录》逐篇纲目：一道体，二为学大要，三格物穷理，四存养，五改过迁善、克己复礼，六齐家之道，七出处进退辞受之义，八治国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处事之方，十一教学之道，十二改过及人心疵病，十三异端之学，十四圣贤气象。”
在这个朱熹所揭示的十四篇纲目基础上，后世传刻印本，就有了十四卷的篇名。虽说不同传本各有更易，但蕴义皆不离朱子原意。比如盛行元、明两代的叶采集解本，篇名除卷一“道体”无异外，余皆有所删简缩改。如卷二删作“为学”，卷三简作“致知”，卷五改成“克治”，卷六、卷七缩成“家道”“出处”，卷八以“治体”概括“治国平天下之道”，卷九改“制度”为具体“治法”，卷十称“政事”而举“君子处事”之要，卷十一删“之道”二字，卷十二把“改过及人心疵病”精简为“警戒”，卷十三、十四略作改动，日“辨别异端”“总论圣贤”。清茅星来注本则是稍加改易，若卷五作“省察克治”，“出处”改为“去就取舍”，卷十别为“临政处事之方”，末二卷缩作“辨异端”“观圣贤”，等等。两种本子的篇名，用词相对比较规整。当然也有用朱子“逐篇纲目”原说当作篇名的，如清以来最流行的江永集注本就是直接以朱熹纲目为篇名。
其次，朱熹所列举的这十四卷的纲目，不仅仅是作为理解理学四子思想的“大体”，而且也是解读整个理学话语体系的“大体”。《近思录》前四卷开显了可以与佛老相抗衡的儒家的形上本体论与心性工夫论体系，这一部分可理解为理学体系的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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