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与残雪第二系列的这次对谈也已经整理完毕,计算字数,居然接近70万字,这使我们两人都吓了一跳。想想也是,我们涉及了太多的复杂的问题,哲学问题和文学艺术问题,都是高端的难题。三次探讨基本上都是围绕一个中心,就是如何建立起一个打通文学和哲学的哲学体系,如何从根基上把两个历来毫不相干、甚至相互冲突的领域结合在一起?与前一本书(《于天上看见深渊》)不同的是,在那里只是初步提出问题,主要是从文学的角度对自身的哲学根据加以搜索和定位;而在这里则是开始煅造一种新的艺术哲学。我们在选择术语、比较概念、划分层次上花了不少功夫,尤其是在新哲学的开端问题上(包括要不要一个开端的问题上)殚思竭虑。话题主要涉及中西哲学和艺术精神的比较,包括西方的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现代的海德格尔和胡塞尔,萨特和加缪,卡夫卡、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中国的儒、道、禅,《易经》和《红楼梦》……所有这些都不是泛泛而谈,而是看他们能否对我们要建立的体系有所帮助、有所启发。这些对话有些是非常默契的,差不多是一点就通;但有许多地方是极其艰难的。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我们两位对谈者各自的立场是如此的顽固,我们各从一个极端来就一个话题相互碰撞,各自都有说服对方的强烈愿望,但却很难被对方所说服,因此时常会擦出思想的火花来。在哲学上,我自认为比她读的书要多,经常会引经据典,有时还会搞得她无法招架,只得退让;但她仍然在自己的基本立场上寸步不让,觉得我没有能够理解她。她极端相信自己的感觉,而不被表面的逻辑推理所迷惑。我觉得这恐怕正是一位艺术家所应有的素质。所以总的来说,我对她是比较迁就的,就连她的那种目空一切、狂妄不羁,我也认为总是有她的道理的。
话题中牵涉到中西比较的部分是特别有意思的。在哲学上,我历来是一个典型的“西化派”或理性派。这不是由于我的专业本行是德国古典哲学,而是由于我自身的长期底层生活,使我痛感中国缺乏理性精神的病状,就连我当初决心要研究德国古典哲学,也是出于这种忧国忧民的士大夫情怀,想要对现实社会施以疗救。相比之下,残雪在这方面就比我要淡漠得多,她考虑更多的是纯文学本身,因而比我更加抱一种古今中西兼收并蓄的开放态度。意识到这一点,我常常会有意识地把自己的“新批判主义”的锋芒收敛一点,隐藏一些,甚至还会帮她出点主意,比如怎么样把《易经》和道禅的原则吸收进她的体系中来。虽然我感到这样一来,很有可能会对我自己长期以来坚持的新批判主义精神有所突破,但也不妨把这当成一场试验。因为这种突破如果成功了,也许意味着将我自己的观点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但决不意味着我对新批判主义的放弃。我也曾想到过,那个更高的层次可能是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所需要的,但在没有达到那个历史阶段之前,还是应该在现有层次上多下些功夫,打下更牢固的基础。不过有时又觉得,现在为未来作些准备也不错。我就是在这种矛盾的心理中进行这些对话的。我有一种预感,这种矛盾并不表明我的思考全无价值,相反,它是我的思想还充满可塑性和思想活力的表现。我并不想搞出一个“绝对真理”放在那里供人们景仰,我的新批判主义本身就包含着对自身的批判,它一定会是一个动态的开放体系。而在这一过程中,残雪从文学立场所提出的那些生动活跃的“质料”,无疑也具有将我的哲学从根基上加以震撼的作用。在这种意义上,她的确倒是有点像在对我的那种僵化和固定的倾向进行一种预先的提醒和治疗。当然,这本身也是我自己的哲学观点所认可的。
因此,本书的读者也许不能指望在书中读到什么现成的结论,而更多地是一种思想探索的历程。当一个艺术家想对自己为之献身的艺术进行一种哲学把握的时候,或者一般说来,当一个勤于思考的人想对自己的生命进行终极的定位的时候,他就可能陷入这种迷宫的探索之中。在这里读者可以期待的是,这种探索不是一个人在那里冥思苦想,而是由两个不同的人,一个是代表女性思维的作家,另一个是代表男性思维的哲学研究者,在对话中进行一种身体力行的示范或演习。还是费格尔说得好:“认识不在于从现象之洞穴中上升到真理,而在于沉潜进第奥尼索斯式迷醉的昏暗的无分别状态之中。这是对真理之理解的一种逆转,亦即在不能把握真理的地方,人们离真理更近。”这正是我们这场对话所要达到的效果,即:恰好在问题扑朔迷离地展示出来让人莫衷一是的时候,在看起来怎么说都有它的道理的时候,就是最接近真理的时候。自从黑格尔以后,人们都对一个封闭的体系深恶痛绝,哲学家们纷纷宣称自己不搞体系,或者宣称自己的体系是开放的。但何谓开放?就是要在最高层次、最顶尖的位置上留下余地或空白。或者说,在其他地方都要把问题说清楚,但最关键的地方则不能说得太绝对,就像维特根施坦说的:“即使一切可能的科学问题都能解答,我们的生命问题还是仍然没有被触及到。当然不再有其他问题留下来,而这恰好就是解答。”开放的体系总是留有自己的“缺口”,这种缺口不是故弄玄虚,而是迫不得已,因为人毕竟不是上帝。人总是有限的,发展中的,总是要为未来的发展留下余地。但也正因为如此,一个有创见的新的观点也必然要从前人体系的缺口处入手,在弥补前人的不足之处的同时把问题向前推进一步。所以全部的问题就取决于,能否发现前人体系的“阿基里斯之踵”?而这往往不是逻辑思辨的事,而是生命力和感悟力的事,在这方面,艺术气质通常比理论思维更为敏锐和有效。就连黑格尔那样坚不可摧的体系,当年也是由德国浪漫主义最早向它发出了挑战。当然,要将新的世界观建立起来,则还要做大量的理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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