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拓荒：川大人与马克思主义在西南地区的早期传播》：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马克思主义的星火渐成燎原之势。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西南地区的传播经历了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原著经典的简单提及，甚至将其与无政府主义等思想流派混为一谈，逐步发展为系统、科学的传播，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组织建设相结合并指导革命实践等阶段。对于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在西南地区的传播，学界的视野依旧主要集中于对传播途径和媒介、历史人物活动轨迹等问题的研究。其成果总量较上一阶段丰富，但研究视角仍相对固化、单一。
关于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西南地区传播的媒介，多数学者关注了报刊书籍这一重要的宣传阵地。《广益丛报》《新蜀报》《人声》等均是四川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通过转载或译介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文章，或直接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创刊目的，均局部或全面、间接或直接地解释和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与现实的互联使读者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直观的认识。赵乐在《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早期传播》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早期传播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理论思想和时弊评论的需要为切入点和推动力，注重在进步学生和青年、工人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但也存在部分传播者对马克思主义认识不清、宣传和阐释过于主观、传播缺乏强有力的组织和领导等不足。①李华飞以《新蜀报》为考察对象，认为《新蜀报》创刊之始就积极投入四川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符合其公开宣布的“输入新文化，交流新知识”的办报宗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和大革命时期其成为四川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面旗帜。①苗兴成认为，作为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最早的革命宣传资料之一的《夷经》，利用其通俗易懂、便于记忆的特点，用群众习惯的言语形象生动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和党的革命主张，不仅启发了云南少数民族群众的政治觉悟，还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苗族、壮族、彝族和哈尼族等少数民族群众起到良好的团结作用。《夷经》做到了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唤醒群众、以生动鲜活的史实打动群众，以血脉为系感知群众，切实推动了云南民族地区革命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在边疆民族地区创造性地贯彻中央政策并用于指导在云南的革命实践的一篇独具地方特色的经典革命文献”。②
一些学者从中共党组织建立的角度探讨马克思主义在西南地区的早期传播。匡珊吉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四川人民的觉醒》列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时期四川地区一系列专门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的革命刊物，认为这些刊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推向了高潮。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四川的先进分子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同时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建立一个革命党，因此他们在四川积极建立了中共基层组织。③刘声洪将马克思主义在宜宾的传播同宜宾地方党组织的建立进行关联性考察，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宜宾广泛深入传播的主要表现为创办宜宾青年读书会、《平民周刊》，学习马克思主义，使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得到扩大；特别重视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学说；注意防止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先进分子开始在工农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①
革命先驱对马克思主义在西南地区的早期传播无疑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周祎考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贵州革命的贡献时认为，不仅邓恩铭、王若飞、周逸群等革命先驱宣传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贵州的早期传播和大众化，邱醒群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通过课堂宣讲等方式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些黔籍共产党人在建党后返回贵州开展革命活动，使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更为广泛。②王右木是近些年受到学者关注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他主要传播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他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才是使人类走上自由幸福理想社会的科学主张”。③邓寿明认为王右木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有四点贡献：利用课堂和成都高等师范学堂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阵地，讲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并推动其与学生运动相结合；建立马克思读书会，讲习马列经典著作，组织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四川团组织；创办<人声》报以及马克思读书会，扩大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工人的革命组织。④付春梳理了王右木创立团组织和党组织的工作：创建团组织，推动四川教育经费独立运动，促使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在四川公开登上政治舞台；在工人运动中建立党的组织，推动成都劳工联合会的成立。1923年10月，由王右木担任书记的四川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成都独立小组成立，四川人民的革命斗争面貌为之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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