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杰，又名杨申甫，1908年4月28日生于四川省梓潼县双龙乡池塘湾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杨齐敬是乡村医生。他很希望自己的子侄能继承祖业，悬壶济世，拯救苍生。杨国杰自幼聪慧，过目成诵，父亲对其倾注心血，亲自教杨国杰研读中医典籍，举凡《黄帝内经》《本草纲目》《脉诀归正》《辩症奇闻》《八十一难经》等，杨国杰均一一熟读。16岁时，他已能对各种常见病、多发病对症下药。行医本为“济世救民”，可杨国杰眼见社会黑暗，不禁对行医产生怀疑。1924年夏，梓潼旱灾，农田龟裂，禾苗枯焦，许多地方颗粒无收，不少农民断口绝粮。加之瘟疫蔓延，民不聊生。当时的《中央日报》报道：“（梓潼）全县无一处不受旱灾，以树皮草根白泥作食者约十八万人。……民食恐慌，已达极点……倘非亲历灾区者，将不信四川夙称天府之国，人民生活竟一降至于如此，恐直与阎罗鬼国相似矣。”面对灾情，四川军阀变本加厉，征派赋税，极尽敲骨吸髓之能事，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时年17岁的杨国杰，尽管对社会黑暗还缺乏足够认识，但军阀置人民疾苦于不顾，已令他绝望。他深深地认识到，行医虽能解脱民众病痛，却不能从根本上救民于水火。他决心去县城读书，寻求真正能济世救民的道路。
1926年，杨国杰考入梓潼通儒小学。他第一次接触到“科学”和“民主”观念。梓潼是四川军阀田颂尧的防区，这里田赋沉重，寅吃卯粮，军阀拥兵暴虐，横行乡里。一次，驻扎在通儒小学的部队擅自将学校桌椅砸烂当柴烧，学校却不置一词。杨国杰非常气愤，一马当先，高呼：“有胆量的随我来！”他带领同学质问驻军。在学生的质问下，驻军理屈词穷，不得不有所收敛。
1927年夏，梓潼城郊旱情严重，百姓忧心如焚，政府却置之不理。东坝百姓自筹资金，在青龙寺内唱戏祈雨，观者如堵。杨国杰假扮道士登台布道：“明天一早，大家背上干枯的玉米秆到县政府去，要县大老爷设法救灾，如果他们敢阻拦或伤害你们，自有神灵保佑。”第二天，百姓果真照做。县政府大堂上，玉米秆堆积如山，县长周望希只好安抚百姓，发放救济物资。杨国杰遂扬名于乡里。
时值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受国民革命思想影响，杨国杰思想激进，父亲怕他生事，趁他毕业回家之机，匆匆为其完婚。但这并未留住杨国杰，他已决心到省城读书，去寻找济世救民的真理了。1928年，20岁的杨国杰考入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简称“成都高师”，是川大前身之一）附中时，正值四川省立一中校长杨廷铨被打死，三军联合办事处出动大批军警，包围成都各大、中学校，逮捕进步师生，勒令省一中解散，袁诗荛、周尚明等14位党团员被杀害，时人称之“二一六”惨案，全川为之震动。杨国杰十分愤慨。他不愿做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迂腐之辈，决心从事革命活动。在党的培育下，杨国杰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日趋成熟，他不顾个人安危，常常冲锋在前，与反动军阀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和他要好的同学劝他：“你这样干，太暴露也太危险，还是注意点好！”杨国杰回答说：“既要革命，不能前怕狼后怕虎，那会一事无成。”
很快，杨国杰成为成都市学运工作的骨干。在中共成都特别支部委员会（简称“中共成都特支”）的领导下，他的工作十分出色。他选择耳目众多的茶馆为联络点，每晚以亮灯为联络信号，参加者包括领导工、农、兵、学、商和店员的六个地下党组织的支部书记：李叔敬、杨泽民、李宗林、施久能、杨长久、杨国杰。会议内容包括汇报工作、交换情况、布置任务、确定下次碰头地点等。杨国杰在工作中，行动迅速，警惕性高。一次，杨国杰的同乡陈继武在春熙路的漱泉茶楼看见他散发传单，刚要打招呼，就已不见他的人影。和他一起从事地下工作的李亚群，也感到这个人，行动总是那么迅速、果断、勇猛，是一位纯朴勇敢的青年，一位无产阶级的好战士。
杨国杰在从事革命活动的同时，不忘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他通过同乡肖逸安，找来《向导》《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认真研读。他十分注意联系民众，通过义务治病、义务写信、办夜校等方式，向工人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组织群众，投入反帝爱国斗争。1928年，杨国杰加入了共青团，并于1930年转为中共党员，后担任支部书记。在中共成都特支的领导下，他与刘披云、李宗林等成为成都革命运动的中坚人物。
1930年春，成都地下党开始筹划广汉起义。为了配合起义，杨国杰于4月份以学生会的名义组织进步同学去峨眉山徒步旅行。他们在旅途中开展革命宣传，传播革命真理。1930年8月，“反帝大同盟”掀起一场“反筑墙”斗争（即反对华西协合大学修筑围墙的斗争）。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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