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者

詹姆斯 C.斯科特（James C. Scott），1936年生，现为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斯特林讲席教授，创立并主持耶鲁农政研究中心。斯科特于1992年当选为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1997年至1998年担任亚洲研究协会主席。2020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将“阿尔伯特 赫希曼奖”授予斯科特，以表彰他“广博而卓越的跨学科研究”。其主要著作《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弱者的武器》《支配与抵抗艺术》《国家的视角》《逃避统治的艺术》均有中译本，读者众多。

关于译者

田雷，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立法与法治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先后就读于南京大学法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系、耶鲁大学法学院，2008年于香港中文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近期出版专著《继往以为序章：中国宪法的制度展开》，译著《我们的孩子》《娇惯的心灵》《寒门子弟上大学》。“雅理”出版策划与主理人。

谷物造就国家

说起最早期的成规模农业国家，无论是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是埃及、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它们的生存基础都存在着值得关切的相似。简言之，它们都是谷物国家：小麦、大麦，中国的黄河流域则种植小米。后来出现的早期国家也都遵循了相同的模式，当然又有新的谷物加入了这张粮食作物的清单，比如水稻和“新世界”的玉米。就谷物国家这一通例来说，某一局部的例外可能是印加人的国家，他们靠的是玉米和马铃薯，当然，玉米作为税收实物还是最主要的农作物。在所谓的谷物国家中，一两种谷物就能提供主要的食物淀粉，也构成了实物税收的征缴单位，且基于它们编制出支配整个社会的农业历法。对于此类国家而言，冲积土壤和可用的水源构成了它们的生态位，而它们也受限于此。在这里，重点应再一次落到吕西安·费弗尔提出的地理环境“可能论”（possibilism）的概念；对于国家形成来说，这样的生态位（通过挖沟渠或建梯田这样的地貌管理，还可加以扩张）是必需的，但尚且不是充分的。在这种情形中，人口的集中并不等于国家在形成，两者必须要区分开来；正如我们所见，湿地物产丰富，故而可以形成原初的市镇和商业，然而如若没有大规模的谷物种植，就不可能导致国家的形成。

于是问题就来了，谷物为何在最早期的国家中担当起如此举足轻重的角色呢？毕竟，先民们所驯化的并非只有谷类作物——其他农作物，在中东地区尤其是扁豆、鹰嘴豆和豌豆等豆类作物，在中国则是芋头和大豆，也早就完成了驯化。为什么它们无法构成国家形成的基础呢？放宽我们的视野，为什么遍寻历史记录，我们找不到“扁豆国”“鹰嘴豆国”“芋头国”“西米国”“面包果国”“山药国”“木薯国”“马铃薯国”“花生国”或“香蕉国”呢？在上述的培育品种中，就单位面积所能提供的卡路里来说，很多都超过了小麦和大麦，有些甚至不需要投入那么多的劳动力，它们搭配起来或即便是单个品种，就能提供与谷物大致相当的基本营养。换言之，在人口密集条件下提供相应的食物营养，谷类作物所能做到的，许多非谷物的培育品种也能做到，故而也能满足人口密集状态下的农业要件。就土地单位面积所能聚集的热量值而言，在各种农作物中，只有灌溉水稻是远高于其他品种的。

我坚信，要理解谷物和国家之间的关联，关键在于一个事实，即只有谷物可以充当征税的基础，因为它们看得见、可分割、可估价、耐存储、易运输，并且“可定量配给”。其他农作物——如豆类、块茎或淀粉植物，虽然也有某些适于国家所需的品质，但没有哪种作物能像谷物那样，一身兼具所有的优势。如要理解谷物何以独步于农作物界，不妨设身处地地想象你穿越到古代，成为一名收税的官员，你所最在意的，不就是轻松并快捷地占取物资吗？

谷物生长于地上，且大致在同一时间成熟，仅仅这一事实，就会大大减轻收税人员的工作负担。假设军队或者负责收税的官员找准了时间，那么他们在到来之后，就可以一次性地对全部收成进行收割、脱粒，然后打包运走。假如来的是一支敌军，对谷物执行焦土政策也变得轻而易举；敌军可以放一把火，烧光马上就要收获的庄稼，逼得农民要么逃亡，要么饿死。还有更高明的招儿，收税的官员或者敌军可以等着，等到农民把谷物脱粒并且储存之后，再现身把粮仓洗劫一空。比方说，中世纪欧洲实行什一税制，收获时节，农民最好在田地里把尚未脱粒的谷物扎成捆，这样一来，收税官从每十捆中取走一捆就可以了。

在此，我们可以做一比较：前文讲述的是谷物情境，但如若主要种植块茎类的作物，如马铃薯或木薯，农民的情况又会如何呢？块茎类的作物会在一年内成熟，然而块茎在成熟后还可以安全地留在地下，再过一年甚至两年都可以。需要时，农夫可以把它们挖出来，剩下的还就储藏在它们生长的地方，存于地面以下。如果来了一支军队或者收税的官员，想要你的块茎果实，那么他们就得像农夫一样，把地下的果实一块块挖出来，一番操作之后，他们终于收集到一车的马铃薯，但其价值（无论是提供热量还是市场交易）却远低于同样一车子的小麦，而且还容易迅速腐坏。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就明白这一点，他命令自己的子民都种植马铃薯，因为田地里种的是块茎类的作物，那么敌军到来时，驱散农民就不那么容易了。

谷物“长在地面上”，同时成熟，在国家的收税官员看来，其优势是不可估量的，不仅一览无余，而且易于估价。正是这些特征，让小麦、大麦、稻子、小米和玉米成为首选的政治作物。在评估税负时，官员通常会按照土壤品质对地块进行分类，而在知道了某种谷物在相应等级田地上的平均产量之后，他们就能估算出一块地的税额。如果每年的税额都必须要做动态调整，那么就可以对田地进行测量，在即将收成之际选取一块典型的地块，根据这小块地上的庄稼收成来得出该作物年度的预估产量。在下文中，我们也能看到，国家官员还会强制实施某些耕作技术，想要以此来提升作物产量以及实物税额；在美索不达米亚，就有国家要求反复多次的犁耕和反复多次的耙土，前者是为了弄碎土壤里的大土块，后者则是为了利于作物生根，并改进养分输送。归根到底，谷物生长在翻耕后的土壤里，其植株的栽培、庄稼的状况以及最终的产量都更能看得到，也便于评估。在此，我们可以进行比较，一种情形是对谷物庄稼征税，另一种则是对市场上买卖双方的商业活动进行估价和征税。在古代中国，国家之所以不信任商人阶层，甚至败坏他们的名声，一项理由就在于如下简单的事实：商人的财富不像农民地里的稻子，前者往往是难以识别、易于隐藏，甚至便于出逃的。国家可以对一处市场进行征税，也可以在道路或河流的交汇处收取通行费，因为在这些地方，货物和交易是比较透明的，但问题是，想到要对商人课税，那可就是税吏的一场噩梦了。

谷物的收成最终就是一粒粒细小的粮食，去壳或者未去壳，这是一个我们都知道的事实，然而对于计量、分割和评估来说，却有着巨大的行政优势。谷类作物的粮食，就好像砂糖或沙粒一样，几乎可以无限分割下去，一直到越来越小的颗粒，其重量和体积都可以进行精准的度量，从而符合核算的需要。这样一来，谷物单位就可以充当度量和价值的标准，无论是在贸易还是进贡，都可以以谷物单位为标准，计算其他物品的价值，包括劳动力的价值。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乌玛王国，最底层的苦力每天所能领取的口粮，就是用斜边碗按量配给的大约两公升大麦，也正因此，这种容器是考古发掘中最常见的一类出土物品。

但问题是，为什么世上没有“鹰嘴豆国”或“扁豆国”呢？毕竟，它们也是可以集中种植的营养作物，其收成也是小颗粒的种子，在干燥后易于保存，而且同谷物一样，也很容易细分为小的份额，然后按量配给。说到这里，谷类作物具有一种决定性的优势，就是它们生长期是确定的，也因此几乎是同时成熟。假设你是一位税务官，那么大多数豆类作物在你眼中都有一个问题，它们会不断地开花结荚，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就拿大豆或豌豆来说，它们可以随时成熟随时采摘，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收税的官员如果来得太早，只能看到多数作物尚未成熟；反过来说，如果他们来得太晚，需要纳税的农夫很可能已经处理了大部分的产量——吃到肚子里，隐藏起来，或者卖了出去。在各种农作物中，哪些能让收税官员实现“一站式购物”，最搭配的当然是有确定成熟期的作物。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谷类作物在美索不达米亚早已进行了预先的演化，就在等待国家的形成。至于美洲大陆——除了玉米这个混杂的例子，它既可以随时成熟随时采摘，也可以任其在田间成熟并自然干燥，那里几乎没有生长期确定、可以全场同时成熟的作物，故而也根本见不到欢庆收获的节日传统，而对于旧世界的农业日历来说，这种节日是支配性的。说到这里，我们也不由得推测，为什么会有确定的成熟期，这种作物特性是否源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农耕者有意识的选择，更进一步，若确实如此，为什么先民们不对鹰嘴豆或扁豆进行类似的选择，以形成确定成熟期的特性呢？

即便如此，谷物税负的征收也不可能做到万无一失。虽说同样一种谷类作物，一次性栽种，就会同期成熟，但问题在于，季节因素经常会导致种植日期的差异，于是不同地块的庄稼，其成熟日期也会略有差异。为了逃避税收，农民赶在谷物尚未完全成熟前，就偷偷摸摸地收割了一部分庄稼，这种情况也并非罕见。只要有可能，早期国家就会做出尝试，为一个地区规定统一的种植时间。以灌溉水稻为例，国家会选择大约相同的时间，在所有邻近的稻田里放水，只要做到这一点，就等于规定了种植（或者移栽）的时间表，当然更不要忘记这一事实，在水漫田地的条件下，稻米就是唯一可以生长的作物了。

更何况，谷物也很适合进行大宗运输。即便是在如此古老的条件下，运载一车谷物到很远的地方也能有所盈利，其距离能够超过几乎其他任何食物类的货品。而在有水运的地方，大宗的谷物就可以进行长距离运输，如此一来，早期国家所能主宰的农业核心地带也就大大扩展了，国家也因此能从更大的范围内索取税收。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晚期，乌尔第三王朝的一段记载曾提到，驳船载得满满当当，将乌尔地区大麦全部收成的一半都运往王室的仓库。我们在此重申，对于早期美索不达米亚的收税官员来说，甚至相关状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农业国家如能搭配一段通航的河川或者海岸线，那就可谓是天作之合了。比如说，罗马人曾发现，运输谷物（通常来自埃及）和葡萄酒穿过地中海，其成本大约等于相同货物用马车陆运100英里。

就每单位体积和重量所具有的价值而言，谷物几乎胜过了所有其他的食物品种，而且又相对容易储存，也正因此，谷物是一种理想的税收和生存作物。它可以收割后就放在一边，直到需要时再进行去壳脱粒。它是理想的作物，可用于向劳工和奴隶分配盘中餐，可用于索取贡品，可用于为士兵和驻军提供补给，可用于救济粮食短缺或者饥荒，也可用作敌军围城时的军民口粮。简言之，谷物对于早期国家而言就是其肌体的基础，有国家出现却无谷物的供给，是难以想象的。

在地图上，谷物种植以及农业税的地域，也就是在国家权力的治下，而在谷物不继的地方，也就标志着国家权力由此开始衰退。在早期中国，国家的权力只是存在于黄河和长江流域内可耕种的地点。这些田地里种植着灌溉水稻，构成了早期中国的生态和政治核心地带，包围着这些中心地区的，是四散分布的游牧、狩猎采集以及游耕的群落，他们居无定所，当然很难对他们课税。他们被定义为“生番”蛮族，是“尚未进入国家版图”的人。罗马帝国纵然野心勃勃，其疆域也从未越过谷物线太多。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罗马人的统治只集中在“拉坦诺”文化区域（考古学家为之命名，所根据的是率先发现该文化器物的瑞士地名），那里人口密度更高，农业生产相对更发达，市镇（所谓的“奥必达”文化）规模也更大；只要走出这一区域，就是“欧洲的亚斯托夫文化”，人烟稀少，或放牧，或刀耕火种。

对于我们来说，上述的对比就构成了一种提醒：原来，最早期的谷物国家就好像是孤岛，在它们的外面是世界上大部分的地区以及人口。谷物国家的四至，只能局限在一种狭小的生态位，偏好精耕细作的农业。越出它们的地界，就是各种各样可谓“无法占取”的生存活动，其中最重要的，要数狩猎采集、捕鱼以及海产捕捞、园艺、游耕或者专事畜牧业。

假设你是一位负责收税的国家官员，那么在你眼中，诸如此类的生存形式，在财政上都是徒劳无益的；控制它们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可能要远远大于从它们那里所能占取的税收。无论是狩猎采集的人口，还是靠海吃海的群落，他们在分布上都是零零散散，而且来去不定，同时他们的“捕获”又是各种各样，且容易腐坏，故而掌握他们的行踪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更谈何对他们征税。说起从事原始园艺农业的先民，早在人类开始种植谷物之前，他们很可能就驯化了根茎和块茎类的作物，对于他们来说，在森林里偷着辟出一小块地，将他们大部分收成留在地下，等到需要时再挖出来，这可不是什么难事。再看看刀耕火种的先民，他们经常会种植一些谷类作物，但在他们的农田上，通常都生长着数十种不同的作物品种，成熟期各不相同。更何况，每隔几年，刀耕火种的先民就会转移他们的土地，时不时还会易地而居。还有专门从事畜牧业的人口，这种生存方式被认为是由农业发展出的一种分支，他们也是分散且流动的，对于收税官员来说，这是难以解决的问题。奥斯曼帝国是由游牧部落所建立的，统治者就发现，对放牧者征税是极其困难的。于是，他们选择一年一度对放牧者进行征税，就是当牧民停顿下来，照料刚生的羊羔并剪羊毛的时候，但即便是这么做，后勤上也面临着各种困难。鲁迪·林德纳是一位研究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学者，他就曾得出结论：“奥斯曼人梦想着找到一块能安居下来的乐土，从温顺的农夫那里汲取稳定的收入，但对于流动的游牧部落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游牧部落必须要依循气候的微小变动而游移，这样才能找到最丰美的牧草和淡水；结果就是他们总在不断地迁移。”

如此看来，说起不以谷物为生的族群——当时包括的是世界大多数的人口，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实践着各种谋生和社会组织的形式，将税收屏蔽在外：身体的流动、分散、多变的群体和社群规模、繁多且不可见的生存物资、极少的不动产资源。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各自构成了不相往来的小世界。恰恰相反，也如我们在前文中所述，他们之间有着频繁的交流和贸易。只不过此类往来并非以强力为后盾，主要是以物易物，将所需的物品从一个生态区交换到另一生态区，追求双方的互利。虽然是交易时的伙伴，但这些依靠特别方式谋生的群落，就经常被看作是不同种类的人。比方说，在罗马人看来，所谓蛮族，让其得以区别开来的关键特征就是他们吃奶制品和肉，而不像罗马人那样吃谷物粮食。对于美索不达米亚人来说，“野蛮的”阿摩利人实在让人忍无可忍，原因是据称他们“五谷不分……茹毛饮血，也不埋葬死者”。

以上所述的各种生存形式，不应当被认为是自给自足、完全隔绝的类别。许多群体都能在不同生存方式之间切换，且他们确实也转变自如，很多时候，他们还会将各种方式混杂起来，故而无法做出简单的归类。而且，我们也不应忽略这种可能性，生存方式的选择经常是一种政治的选择——也就是说，面对着国家，决定将自己摆在什么位置上。

前  言

导  论  一个支离破碎的叙事：那些我曾一无所知的

第一章  “驯化”的长历史：从用火、栽培植物、驯养动物，最终是……人类自己

第二章  世界的地景改造：先民的农庄系统

第三章  人畜共患病：流行病的"暴风雨"

第四章  谷物立国：早期国家的农业生态

第五章  人口控制：奴役与战争

第六章  早期国家的脆弱：形为崩溃，实为解体

第七章  蛮族人的流金岁月

注  释

参考文献

索  引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