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臣心事
古来名臣率皆忠臣，忠贞不贰素为名臣之体。但有清一代，情况似乎颇有不同。清代名臣多非效愚忠于清室者。
曾国藩为有清一代所谓中兴名臣，咸、同间，外有列强虎视，内有粤匪（太平天国）滋蔓，清室于命悬一线之际幸获转机，苟延社稷五十余年，多赖曾氏挽狂澜于既倒，可谓厥功甚伟；然观其《讨粤匪檄》，一则日“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再则日“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兹兹以“保教安民”为念，竟决口不提君父忧心，社稷危殆（王闿运曾阻曾氏将此檄文“进呈御览”，或以此）。黄溶《花随人圣庵摭忆》谓曾、左辈皆目击清政大坏，吏贪民困，宫闱昏暗，初不意能救其亡也，他们的初衷皆非为清室而战，为自卫（卫教、卫土、卫家、卫民）而战也。
清室以东北一关外部落入主中夏，于汉臣不能无彼我之见，有清一代对于汉臣之猜忌，亦势使然；从汉臣这一方面来说，夷夏之防，本为儒者“功课”。据刘成禺《世载堂杂忆》，一代名儒如桐城派古文家梅曾亮、写《艺舟双楫》的包世臣，乃至魏源，皆曾寄食于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府中，谈宴悠游，乐不思蜀，了不以“附逆”为耻。盖“发逆”“辫妖”在他们眼中，原本半斤八两，大哥不说二哥。况从血统论，“发逆”实我同胞，“你大清”是“你大清”，与我何亲？曾、左、胡、彭诸人书生本色或有浅深，然皆为儒将盖无疑义，梅、包、魏诸人的儒者心曲安知不也是曾、左、胡、彭的名臣心事？非我族类，其心叵测，曾国藩一生临深履薄，畏祸之心，未尝稍懈。位极人臣，而自奉甚薄。家书中屡以“持盈保泰”劝勉诸弟、子侄。曾氏死后五年，其子曾纪鸿即因为家人病重，无钱医治，不得不举债多方。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于饥困，固可见曾文正公之清与廉，其实亦是其谨与慎也。
曾国藩的湖南同乡王闿运是晚清的经学大师，然其平生最自负的却是所谓“帝王之学”，唐浩明先生这么解释王氏的“帝王学”：
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有帝王如何驾驭臣下，权臣如何挟帝王以令群僚，野心家如何窥伺方向，选择有利时机，网罗亲信，笼络人心，从帝王手中夺取最高权力，自己做九五之尊。
咸丰十年，曾国藩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集苏、皖、赣三省军政大权于一手，王闽运认为自己的“帝王学”有了用武之地，于盛夏酷暑风尘仆仆赶往安徽祁门，其时湘军大营所在地。据曾国藩日记，接下来的数个月，王氏与曾氏有十四次密谈。王氏晚年对密谈内容已不再忌讳，曾坦言于自己的弟子，杨度之弟杨钧，自己曾向曾氏进言：
大帅功高望重，将士用命，何不乘机夺取江山，自己
做皇帝，何苦白白替别人出力？后者坐在书案前，一边听他讲话，一边用笔写着东西。中途，曾国藩有事出去了一下。王闿运起身走到案桌前，看曾大帅到底写些什么，结果是满纸的“妄”字和“谬”字。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据此所言则更为生动：
王壬秋（闿运字壬秋）……尝劝曾文正革清命，两人
促膝密谈，及王去，曾之材官入视，满案皆以指蘸茶书一
“妄”字。曾国藩日记对密谈内容自然是讳莫如深，但依然有蛛丝马迹可寻，曾氏日记咸丰十年七月十六日下有云：
傍夕与王壬秋久谈，夜不成寐。若谈的只是寻常军政，何致令曾文正公辗转难眠？即使壬秋先生有所“妄”言，听者若未曾心动，又何致夜不成寐？
这里不妨提一下后话。王闿运一直活到清室逊位，民国肇造。袁世凯当国，征王为国史馆长，王慨然允。有意思的是，竞有陋儒出面阻之日：
公以八三高年复为民国官吏，似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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