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王朔不同的是，贾平凹是文人队伍中的一员。中国文化对他的人格、他的创作有着明显的影响。他的作品是有文化品位的作品，他是一个有文化感的作家。在中国文化中，道与释对他的影响是显在的，是流露在文字中的，儒对他的影响倒是潜在的，是隐伏在内心深处的。因而内儒外道，以道人儒这种中国文人常有的文化方式也便时时从贾平凹的身上表现出来。他在超逸世外时，常常有儒家入世的冲动，当处在纷繁世事之中时，又免不了有清静无为的想法。这两者都是真诚的。到了《废都》，他要描绘包括儒道释在内的人文精神在这群文化人心中的全面崩溃，要描绘四大文化名人堕落成四大文化闲人的历程，要描绘废都文人心灵的一片废墟，便不能不遭受灵魂撕裂的痛苦。这种痛苦是双重的，既来自对原有人文精神的轰毁，又来自对时下社会风行的一些价值标准的难以认同。贾平凹似乎只有自暴自弃、自虐自残一条路了。
其实，描写社会行为、社会文化、社会精神、社会情绪的边缘化过程，一直也是贾平凹创作的一条内在贯穿线。和王朔不同的是，他关注的不是城市市民阶层的边缘化。在写《废都》之前，他的目光和笔力集中在山乡山民，即文化边缘地区的文化边缘人群身上，《废都》则集中写了文化界文人的边缘化。《废都》之前的许多作品的人物，大多是历史典籍不予记载或很少记载的山民百姓，是失去土地、离开了村社（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的农民、山野兵匪或山林游侠。这些“化外”之民一直处在社会潮流、历史事件的圈外，只是自在地用自己的远山野情敷衍着自己的人生故事。因此，此类作品喜欢写逸出主体外，特别是主体政治文化之外的人生过程、人生意识，以及与此相关的性格命运、心态情态、民俗风习，和感应着这种人生意识的自然景观。
这是一种文化边地和文化的圈外现象在创作中的表现。其中早就显示出贾平凹不重文化人的社会责任而重人性的舒张和人生的闲适的倾向，早就包含着他对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人文精神的反抗成分。也就是说，贾平凹对典籍主流文化和碑载人文精神一直是持疏远态度的。他怀抱一种圈外人文观或边地人文观，这为他在《废都》中正面描绘处于文化中心的文人的精神堕落进行了远铺垫。
《废都》将生活场景挪进了古都这样的中国文化中心城市，目光集中到文化中心区、文化圈内人文精神的崩塌陷落，其实仍可看到“圈外”文化浓重的影响。也许是囿于作家的社会视野和生活积累，小说的几位主人公并不是古都文化嫡亲的传人。他们大都来自小县城，带着山乡边地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和精神纽带。他们所交往的一些女性和男性，不是昨天的农民，就是今天的市民，三教九流之中竞没有一个正宗的古都文人。他们始终游弋在古城主流文化圈外，经由非正统的途径“浪”得了一点名声。在他们心中，或隐或显，仍然带有王朔式的入其门而不能登其堂的淡淡的失落，当然也带有遽尔成名的自赏自恋，因此执拗地和主流文化圈保持着距离，形成一个自我运转的小圈子，用自在的生存方式“批判”着主流文化。在这里，“都”既是政治社区中心，也是主流文化中心，“废都”，既指古都政治上的败落，也指古都文化的衰竭和畸变。这样，在比他们更为有生命力的新的经济文化大潮来到时，比较浅的文化根基导致这些人遽尔成名后的倏忽堕落，也就有着必然性了。小农意识和小市民意识带着“文化”“文人”的幌子，到一个新时代来冲浪，人文精神上毫无自恃力和抗疫力的弱点也就暴露无遗了。于是在作品中，迷醉和痛苦总是相伴而行。这里暴露了作家圈外人文观的致命弱点。小说结尾，庄之蝶意淫景雪荫以示报复，周敏将景丈夫的小腿一脚踹断，已经是地道的王朔方式了。
《废都》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文精神在两个层次上的崩塌。一是庄之蝶等作为文化人人格的崩塌。书中四大文化名人在精神上已经完全失语，他们对新的社会实践、社会情绪、社会心理，不做任何人文层次的思考，失去了形而上的感应能力、开掘能力和再现能力，面对鲜活的生活和人性进程，熟视无睹。哑口无言。他们间或搞一点应酬之作，基本不从事有意义的精神劳动，自身的意义世界日渐萎缩。后来庄之蝶干脆宣布丧失写作能力，正式退出文坛。退出文坛，不是外在的政治经济压力，而是心灵的死亡。哀莫大于心死.：作为文化人，这种精神喑哑症，表明他们已经完成了边缘化过程。二是庄之蝶等人作为普通人人格精神的崩塌。四大文化名人，以名气来交换声色犬马，通过开条子、走后门、拉帮派等社会上流行的手段，易名为权，易名为利，干老百姓不屑为的坑蒙拐骗、醉生梦死的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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