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发生在卢旺达尼亚马塔（Nyamata）的大屠杀开始于1994年4月11日（周一）11点，一直持续到5月14日（周六）14点。这期间的每一天，从上午9点半到下午4点，胡图族民兵和平民在尼亚马塔的山岗上屠杀图西人。图西族约59,000人口中，有近50,000人死于屠刀之下。这就是本书的起点。

1994年4月6日晚，卢旺达共和国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Juvénal Habyarimana）的专机在首都基加利（Kigali）的机场上空爆炸。这次袭击点燃了已筹谋数月之久的大屠杀的引信。屠杀于第二天黎明在基加利街上爆发，并迅速蔓延到整个国家。

尼亚马塔坐落于遍布山丘和沼泽的布盖塞拉（Bugesera）。四天之后，大屠杀从这个小镇的主干道上开始。大批图西人有的立刻跑到教堂里避难，有的逃进香蕉园、沼泽地和桉树林中躲藏。仅4月14日到16日的三天里，在尼亚马塔和恩塔拉马（N’tarama，位于尼亚马塔20公里开外的另一座小村庄）的教堂中，就分别有5,000名图西人被胡图族的民兵、士兵和众多邻居杀害。由此，这片干旱的红土地上的大屠杀拉开了帷幕。屠杀一直持续到5月中旬。在这整整一个月里，训练有素的暴徒们带着屠刀、长矛和大棒，在卡云巴（Kayumba）的桉树林和尼扬维扎（Nyamwiza）的纸莎草沼泽地中，一边高声歌唱，一边包围和追捕那些逃跑的人。当地六分之五的图西人死于他们之手，而在整个卢旺达农村，图西族人口被屠杀的比例也差不多如此，远高于城市中的比例。

在此后的岁月里，这里的大屠杀幸存者同别处侥幸活下来的人一样，都变得沉默寡言。他们的沉默和纳粹集中营幸存者的沉默一样令人费解。一些幸存者解释说，“生活崩溃了”；另一些人说“生活停止了”；还有一些人觉得“生活必须要重新开始”。但所有人都承认，关于大屠杀的那段往事成了他们之间唯一的话题。

所以我才要回到卢旺达，到玛丽—路易斯的店里喝几瓶啤酒，或在基本戈（Kibungo）的酒吧里喝点香蕉酒，去土墙房中、小酒馆露台上或金合欢的阴凉下和他们聊天。在那里，我拜访了卡修斯（Cassius）、弗朗辛（Francine）、安热莉克（Angélique）、贝尔特（Berthe）以及其他幸存者。他们起初还很腼腆，后来渐渐和我熟悉起来。我也有了更多信心，去说服他们讲出自己的故事。他们中有很多人表示疑惑，不明白为什么要对一个外国人讲述大屠杀，或是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外国人想要倾听他们的故事，但是他们并没有拒绝我。

他们解释了自己长久沉默的原因。比如,“感觉自己在大屠杀里陷得太深而被边缘化了”或是“不敢再信任别人了”，他们感到灰心丧气、孤苦伶仃，“被彻底毁了”。还有人因为自己占据了亲朋好友生存的机会而活下来，或者因为重新开始适应正常的生活而感到不安，甚至觉得自己应该受到谴责。

农妇、牧民、商人、教师、社会工作者、泥瓦匠助工……他们在尼亚马塔或附近的山上，每天向我讲述自己的故事，坦承他们的疑虑或回忆带来的痛苦，并且回答我聆听过程中提出的新问题。虽然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并不认可历史能给我们以教训，或对此并不关心，但还是试图与他人分享自己持续至今的不解、惶恐和孤独。

大屠杀不是一场伤亡惨重的残酷战争，而是一项灭绝计划。战争过后，幸存者会有强烈的欲望去做证和讲述；但屠杀过后却恰恰相反，幸存者无比希望闭口不言。他们的闪避令人困惑。

书写这段历史需要很长的时日。但本书无意于为那些已经公开发布的调查、档案和故事添砖加瓦（其中一些非常出色），只希望将这些幸存者令人震惊的讲述带给读者。

借用一位女性幸存者的话来概括，大屠杀是由人类策划出的反人类事业，它太过疯狂又太过缜密，让人无法理解。克洛迪娜（Claudine）、奥黛特（Odette）、让—巴蒂斯特（Jean-Baptiste）、克里斯蒂娜（Christine）以及他们的邻居，这些幸存者在沼泽地里逃生的经历，他们居无定所、穷困潦倒并被羞辱和边缘化的故事，他们对他人目光的恐惧，他们的困扰和默契，他们对自己那段记忆的探寻和审视，他们作为幸存者、村民及非洲人的反思，这一切都让我们能够尽量走近大屠杀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