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之身入重地者。盖东亚创局，素未经见，而由煤炼焦，由焦炼铁，由铁炼钢，机炉名目繁多，工夫层累曲折，如盲觅针，茫无头绪。及至事已入手，欲罢不能“，接着他就说在这种欲罢不能的情形之下，用了多少钱，欠了多少债。后来日本人能够插足于汉冶萍，垄断公司的事业，都是无预算所产生的恶果。
汉冶萍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用人不当。主持事业的人，前如张，后如盛，虽然他们在别的方面有他们的长处，但决非办重工业的人才，上面我已说过。”汉冶萍事业，矿分煤铁，工兼冶铸，非独工程之事，赖有专家，即经理辅佐之人，亦须略具工商知识，公司中人，率皆闲散官绅，夤缘张之洞、盛宣怀而来，希图一己之分肥，与公司无利害之关系。“这些”职员技师，类无学识经验，暗中摸索。即实力经营，已不免多所贻误，况再加以有心蒙混，任意开销，其流弊故不可胜纪“。这两段话，都是民国初年调查过汉冶萍公司的人所下的断语，可见汉冶萍自开办以来，用人行政已染上官场的恶习，自然难免于腐化了。
汉冶萍失败的第三个原因，是由于管理不善，此点可分两层来说。一为人事的管理不善。股东对于公司并无监督的能力，所以在民国元年，”公司亏耗之数，已逾千万，问诸股东，殆无知者“。民国二十年，公司有几个股东，上呈文于政府，说是“汉冶萍十余年来，股东会从未召集”。这虽然是一句过分的话，但自从民国十三年以后，到二十年，数年之内没有开过股东会，却是实情。在这种情形之下，股东对于董事与经理无法实行监督，乃是自然的。总公司与董事会，都“设在上海，距各厂矿2000余里，消息不灵，鞭长莫及，况复事权各执，手续纷糅，凭三数坐办，一纸呈报，真伪是非，无从辨晰”。所以民国初年，萍矿总办林志熙吞没萍矿各款30余万两，总公司并不知道，直至政府派员调查公司情形，才代为发现，可见股东既没有监督董事与经理，而董事与经理也没有严密的监督公司的属员。二为账目的管理不善。公司在开股东大会时，有时也作账目的报告，其不可靠的程度，张轶欧于民国七年二月，于代表政府参加该公司的股东大会后，曾有报告，其中有一段说：“上年公司收入总计不过11，262，000余两，其支出则有11，179，000余两，出入相较，所赢无几。其所以称有盈余1，333，000余两，得发股息六厘者，谓盘存项下，各厂矿较上届均有加存之故，及观其所谓盘存，则除所存钢铁石煤焦，可以待时而沽然所值亦属有限外，余皆厂屋基地炉机舟车之类。此类财产，照外国厂矿通例，除地价外，均应逐年折旧，递减其值。而该公司则十余年前设备之旧物，尚照原值开列，其历年所添之物，尤必纤毫具载。故虽通国皆知其亏累不堪，股票市价，不及额面之半，而就其账略通收支存三项计之，往往有盈无绌，或所绌无几，此该公司上年营业之大略情形。”这一段话，把公司做账的腐败情形，真是和盘托出。但账略上表现有盈余然后分派股息，不管他盈余是如何算出来的，也还有辞可饰。最不可解的是公司明明亏本，也要分派股息。有好些年份，公司不能拿现金出来给息，便填些股票或息票交给股东。但民国五年，据王治昌向政府的报告，说是该年公司亏损27万余两，但开股东大会时，一致通过该届股息，无论如何，须发半数现款、半数息票。公司的债务，其所以逐渐加增的原因，没有盈余也要付息的办法，要负一部分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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