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中国医学是哲学的医学。
中国古代哲学是中国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的思想基础，哲学思想始终贯穿于中国医学的整体历史发展过程之中。中医哲学的建构虽然以中国哲学为基础，但其发展过程中始终未离开医学本身，以解说生命运动的基本规律为目标和主旨，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具备自身特征的系统完整的医学哲学。
古代中医哲学的传续，从体系化的角度而言，基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两大体系，一是以两汉隋唐时期《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以汉代哲学宇宙生成论为基础的阴阳五行-五脏体系框架；二是宋以后直至明末逐渐形成的命门本体论体系框架，以理学太极本体论为基础。
医学哲学体系*早形成于《黄帝内经》，与汉代经学哲学基本一致，学术核心是源于阴阳家思想的宇宙生成论体系，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 经学时代》中对汉代经学的哲学基础有系统论述，称为“宇宙间架”，并绘制了图示：“阴阳家以五行、四方、四时、五音、十二月、十二律、天干、地支及数目等互相配合，以立一宇宙间架。又以阴阳流行于其间，使此间架活动变化，而生万物”。《黄帝内经》同样“采阴阳家之言以说经”，以这一体系与五脏相配，衍生出与五脏相关的五腑、五官、五体、五志、五色、五音、五味等，将这些生命的自然现象统一到宇宙生成论体系之中，建立了医学哲学宇宙生成论体系。所不同者，经学所关注的是人的社会属性，关心的是人的伦理道德；医学所关注的是人的自然属性，关心的是人本身、生命的自然现象。如《白虎通》以五脏配仁义礼智信，即肝仁、肺义、心礼、肾智、脾信，《黄帝内经》则完全不涉及这类关系。
《黄帝内经》以降，魏晋隋唐时期，虽然有《难经》、皇甫谧《针灸甲乙经》、杨上善《太素》、全元起《注黄帝素问》、王冰次注《黄帝内经素问》等对该书理论的注释发挥，在医学哲学的一些思想观点上也有所建树，如《难经》命门系元气说、杨上善阴阳一分为二思想等，但在医学理论体系上仍然局限于以阴阳五行为核心的宇宙生成论体系，并没有新的发展。综观这一时期的临床医学，处于经验极大丰富的时期，如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全书67门，对临床各科病证予以系统分类，载列各种疾病证候1700余条；孙思邈《千金方》，包括《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二书载方合计6500余首；唐代王焘《外台秘要》，全书40卷，收录大量唐以前医学文献，载方6000余首。这些著作较少涉及医学理论，方药运用更多依赖经验，采用方证相应的诊疗模式。《黄帝内经》理论与这些经验的切合度并不高，临证时也未能充分发挥理论上的指导作用，现有理论已经远不能满足临证需要，医学理论的滞后已经成为制约医学发展的一个瓶颈。
宋元明清医学哲学发展概况
宋以后哲学思潮的巨变，道学、新儒学本体论哲学的出现，在哲学思想方法上为医学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医学家受当时儒学学风的影响，穷究天人关系、医学原理，开始有意识地、成体系地进行医学理论的探讨，并因此形成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说与学派。宋代开始儒释道三教融合、三教合一，医学也逐步融通三教，发展出了不同于《黄帝内经》时代的全新思想体系，极大地提升了医学理论层次，完成了从重“术”向重“道”的历史转型，形成了完整的具有自身特征的生命哲学，*终达到超越自我、与三教合一的境界。宋以后儒者人医，从“老安少怀”的仁本思想出发，以“令六合咸宁，万世攸赖”（李杲《兰室秘藏》罗天益序）的医道传承为宗旨，表现了与儒家一致的共同价值追求。医学家以哲学思想如气本论、心本论、太极学说等解析医学，糅合儒释道三教思想，以哲学思想为基础、为内核，医学为表现形式，建构了一套全新的医学哲学体系。这一时期医学理论与临床实践充分结合，开创了医学以理论指导实践的新方法，医学诊疗模式因而发生了重大变革，医学进入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快速发展时期。医学哲学从《内经》的宇宙生成论转型为本体论体系，从而使医学在宋元明清这一历史阶段的发展，从理论到临证均呈现出鲜明的哲学化、形上化、去实体化路向。冯友兰先生说：“哪一个时代思潮的哲学中心问题讲清楚了，这个时代思潮的来龙去脉也就清楚了”。宋金元是医学学说纷纷涌现、学派蜂起、诸家争鸣的时代，明清时期亦承其余绪，宋金元明清的医学发展问题，归根结底是哲学问题，医学站在哲学的思潮之上而前行，想要说明这一时期医学理论的来龙去脉，就必须从哲学的视角，辅之以哲学的方法，印证于哲学思想。在儒学发展中，宋以后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儒学称为“新儒家”，同样，宋以后诸医学家为代表的医学模式亦可以称为“新医学”。
理学家以太极作为哲学的*高范畴，讨论世界的本原问题，形成了气本论、理本论、心本论等哲学思想。宋以后医学家以此为依据，围绕太极、气、心等哲学范畴阐述人体生命的本原问题，对医学哲学的探讨从宇宙生成论转向本体论，开始了基于哲学本体论的医学哲学本体论体系建构，这一建构源起于宋徽宗《圣济经》。宋徽宗在医学上造诣甚深，应视为医学家而列入医学史，清代陆心源在《刻圣济经叙》中评价其“于岐黄家言，实能深造自得”。宋徽宗兼融儒道二家哲学，对《内经》学理进行了系统阐述，《圣济经》是继《内经》之后又一部较为纯粹的成体系的医学哲学理论著作，可谓宋以后医学哲学体系建构的发端，在医学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与价值。其医学哲学以张载的气本论为核心，结合《易经》坎离交济思想，建构了一套气本论基础上的心肾相交、水火既济的气机运行机制。“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张载《正蒙 太和篇》）。人与万物均形成于气化之中，宋徽宗认为气散而成形，经过一番蕃育’*终象变，而成人之形。气是维系人身生命的根本’气与形两者之间互相依存，气以形载，形以气充，气与形两者之间互相依存，形体与精神在气的层面获得统一。离为南方之卦，为神之舍，应心。坎为北方之卦，为精之府，应肾。人心上肾下，心肾在人体解剖位置上也合于后天/V卦坎离之位，合成未济之卦，明代医学家孙一奎称之为“水火不相射”，故“拟之于象”，心肾二脏之间即形成了坎离相交、水火既济的关系，阴阳二气流行于其中，循环不已。宋徽宗气本论描述了人体气机运行的基本机制，为后世医学哲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金代医学家刘完素在医学哲学方法论上，根据哲学言、象、意相互关系，在《周易》“立象以尽意”、王弼“由象尽意”的基础上，发明“比物立象”之法。医学与哲学之间，医道寓于易道，寓于哲学，当“法象天地，理合自然”，以物象比附易象，以人体脏腑之象、疾病之象比附哲学之象，比物立象是医学哲学体系建构的根本方法。刘完素运用比物立象之法，以《内经》运气学说与临床实践相结合，将临证医学发展方向从宋以前以《伤寒论》为代表的侧重于术，修正为以道明理，以理制法，以法御术，使临床医学由以经验为主的经方医学体系一变而为以《黄帝内经》所蕴含法理为核心的时方医学体系。后张元素、李杲又将宇宙生成论体系与运气结合，把脏腑、疾病、药性、治则、制方皆统一于这一体系中，建构了运气时相次序上的阴阳-四象-五行体系，使《内经》医学原理与临证运用结合更为细致、紧密。金元以后医学发展在医理、医法的讲求上越发深刻与复杂。
太极是宋以后哲学极为关注的一个范畴，哲学家以之探讨宇宙本原、本体。元代医学家朱震亨（即朱丹溪）将太极弓丨人医学，用以探讨生命本原问题。朱震亨本为金华朱学一脉，理学学养深厚，在周敦颐《太极图说》基础上参以程朱理学思想，以相火为天生物、生人的原动力，为生命运动的本原，用君火、相火代替心的作用，通过太极阴阳、体用、动静等哲学范畴探讨君相二火的关系，为生命本原的医学哲学讨论之发端。朱震亨以一“心”统君相二火’充分说明了相火的生理作用、病理变化，提出了相火为病的治疗思想，即著名的“相火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内伤火热病的辨证论治体系。
《黄帝内经》时期，脏腑的功能作用涵盖形上学与形下学两个层面，如心主神志，属于形上学层面；主血脉的作用则基于解剖学。宋以后大量哲学思想的引人，使脏腑功能在解剖学方面更加弱化，而明显呈现形上化的趋势。朱震亨的“相火论”以君火、相火代替心的作用，使医学之“心”概念彻底形上化，不再具备实体心脏的功能，并引人理学心性之学思想，其论相火妄动，谓此火暴悍酷烈，如何进行制约，则须以“人心听命于道心”，又“主之以静”，将医学的“心”转化为伦理之心——“人心”与“道心”的伦理道德层面，使生理学的“心”形上化为伦理学的“心”和本体论的“心”。陈来先生《元明理学的“去实体化”转向及其理论后果——重回“哲学史”诠释的一个例子》一文言道，理学在元明时期经历了“理”的“去实体化”转向在理学影响下，医学哲学亦开始了有意识的，从有形有象的形而下到无形无象的形而上“去实体化”路向的发展。
明代理学的兴盛仍然为医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哲学基础。明清医学哲学的发展接续于宋金元，完成了基于气本论、心本论的医学哲学本体论体系建构，其学术集中反映在以太极为哲学基础的命门太极学说的建立。命门太极学说的体系构架由孙一奎、赵献可、张介宾合力完成，三家均以朱熹“理一分殊”思想为哲学指归，物物一太极，人人一太极，在人与宇宙本体的统一性之下，人体生命具有太极之理的“分殊”性。谋求太极与人体的对应，即心为太极、命门为太极。其建构依据人体结构和功能，以道教命门、真气理论为构架，填充了理学太极本体论的哲学内核，形成了以太极为中心，集理气、阴阳、水火、动静、体用、心肾、精神、道器、先后天等哲学范畴为一体的，综合了气本论与心本论的医学哲学本体论体系。
孙一奎命门太极说首次在医学上明确使用了“本体”概念，并绘制了命门太极图，由命门与两肾共同组成，将肾的功能转移到无形命门之中。太极之“本体”是命门原气，又称真气、动气，三气其用不同，其实则一，实质为道教内丹学的“先天一气”。原气为太极本体，动则为阳，名动气，为太极之用，原气与动气一体一用，即体即用，体用一源。太极是形而上的，故无方所，无形状，无声色臭味’不属于有。命门是无极而太极，故亦无声无臭，无方所，无形状，不可有形质，不可属水、属火，不可属脏、属腑’根于五脏而高于五脏，贯通全体，无所不在。孙一奎命门太极说深人拓展了心肾相交、7jC火既济的内涵，补充了以命门动气、坎水中之阳填补心离火之阴的取坎填离法，为临床医学虚证的治疗提供了新理论、新方法。
心为君主之官，为十二官之一，赵献可提出心君当与十二官平等，而不是真正的君主，君主应当“无形与无物”，从儒道释三家对“心”的解读，如邵雍“心为太极”的心本体论、希运禅师“心即是佛”、《性命圭旨》心性本体“虚空无朕”等思想，进而提出君主无形无相，不是肉团心，而是真如心，故将君主置换为命门小心，将“心”概念的范畴扩展为心与命门的集合，心与命门一心二相，合而为一大心。赵献可参照《性命圭旨》反照图构建了命门太极图，将两肾、真水、真火统一其中，较孙一奎命门太极图更为精致。命门为元神，相火为元气，真水为元精，元神统率元气、元精，命门统领真水、相火，并以先天水火统御后天百骸，真水、相火流行在命门小窍中，昼夜不息，潜行于周身，使真水与相火之间形成了以命门太极为整体的水火既济关系。心肾的功能与相互关系为相火、真水所替代，相火、真水从心脏与肾脏的有形实体中移除，置换为命门无形水火，从理论上完成了医学哲学从形下学到形上学的去实体化体系的建构。命门为“先天之太极”，医学上即形成了先天与后天两个范畴。命门藏精化气，兼具水火，五行范畴随即扩展为先天水火与后天五行的集合。先天主宰后天，先天水火代替了作为后天的心火、肾水，进人五行生克制化的关系网络，使五脏原有的五行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水养火、7JC生金、7JC补土、木培土、真火生脾土、乾金生真水等新的五行关系，形成了两套五行关系体系。
从朱震亨“相火论”到孙一奎、赵献可“命门太极说”，医学对人体生命本原的探讨是一个层次逐渐提升的过程，生命的动力从相火升华为命门动气，再到命门元神、元气、元精三位一体，所在位置从有形有象的肾脱离出来，转化为无形无象的命门太极，使医学从有形有象的形而下到无形无象的形而上“去实体化”路向的发展逐步深人。这些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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