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象的花朵与人生经验
——重读《聊斋》之一
人们已经越来越多地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一部优秀的小说，就是人生的一种尝试。它力图寻求生活经历的意义，力图理解各种事物是怎样生动地意味深长地相互缠结在一起。因此，每一部成功的作品都可看作一种探索过程，一份作家为寻求生活意义所作出的努力，而这和我们日常生活中为寻求生活意义而作的一种努力是并行不悖的。也许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曾经影响现当代小说创作的《聊斋志异》(以下简称《聊斋》)引起读者兴趣的似乎不再仅仅是那娴熟的故事法，而是类似从一节一节竹筒式的故事里倾溢出来的悲凉的人生百味。出于这种需要，我们重新阅读《聊斋》就有了重要的前提。
阅读《聊斋》里那些长长短短的具有相同模式的神秘莫测的故事，我们的面前时时徘徊着一个缥缈的形象：一个形容枯槁的老人，衰弱得犹如黄昏下颤动的阴影。他总是为用一杯茶向行人换来的曲折的故事激动不已，然后奋笔疾书成小说，聊以自慰。可当时的人们很快把他忘却了，就像轻风扯下一片叶子，如此而已。然而，相隔几个世纪的今日，蒲松龄在纷乱和普遍动荡的环境中的忧郁目光，以及沉默中发出的喃喃自语却越来越沉重地迎面逼来。
事实也许正是如此。蒲松龄曲折的人生经历与作为知识分子郁郁不得志的精神状态，以及多年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悉心体察，促使他明知没有希望，却仍然坚持不懈地进行抗争。也许正是因为现实生活里蒲松龄的每一次竭尽全力抗争的失败，所以他才借助幻想的形式与荒诞的方式，以花妖鬼狐“非人”的系列形象，来呈现他对现实的异想天开。或者说，他用对另一个未知的新世界的探索和追求，以冲淡现实生活中的失败，慰藉自己疲惫的心灵。
如用前人的眼光来看，纷繁复杂的人生世相肯定是一个充塞着种种生疏、古怪而神奇的带有巫幻色彩的现象世界。基于这种巨大变动以及由于人们面对着一个荒原般不确定的世界，蒲松龄的种种改变就转化为神秘丰富的幻觉或者荒诞，各种谈狐说鬼的故事应运而生。可以说，作家笔下的花妖狐魅，“情之至者”“怀之专一”以至“鬼神可通”，并不是荒唐的游戏之言，而是寄托着作家对社会人生的愤慨之情。这样，《聊斋》里的故事里屡屡出现各种奇思幻想，故事里每每出现的神祗，半神半人，或者怪物，或者狐狸，或者鬼魂，或者其他的非人的却带有性灵的植物、力量超人的英雄——所有这一切，不能都是由于处于混浊的社会里，作者由于恐惧或对个人力量的向往而想象出来的事物。因此，《聊斋》里的故事不能是现实生活的一种曲折的投影，一种重新组合的便于认识的荒诞图景。作者因“恐惧”或“向往”或“孤愤”而致力得到关于人生社会的种种神秘的“幻象”——一种在某种想象的生活领域里人们以有意义的方式生活或行动的幻象。这种幻象扩大了我们的经验，使我们体验到了生活中缺少的生命和死亡的感受，并增加了我们对于自我可能遭遇的情况的感性认识，成为我们自我生活的一种充分而必要的扩展。
蒲松龄对于现实生活中产生的神秘感、虚幻感、荒诞感表现出莫大的关切与热诚，与其说是出于美学目的，或者说是为了求仕扬名，倒不如说是他潜意识里的心理需求。心理的强烈渴求使作家的心灵面对芸芸众生的大千世界充分而自由地打开联想。是否可以这样说，一部《聊斋》其实就是作家因现实的苦闷而产生的一种缀满幻象花朵的人生之树，其上的每一朵幻象之花的凋落都是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悲剧意味的否定。
《聊斋》里的每一朵“幻象之花”的产生都有自己特定的现实情境，有的是从某个夏日里远远听到死亡的惨叫而得到的启发，如《画皮》等；有的是从观察或想象某个人物时得到启迪，如《王六郎》《耿十八》《田七郎》等；有的是从某种具体事物上找到寄托的情感得到启示，如《狐嫁女》《渔公子》《水莽草》《八大王》等；有的是因一次荒诞的梦的诱导，如《田七郎》《续黄粱》等；有的是从某个历史事件或人物里得到领悟，如《聂政》《秦桧》等；有的是从家庭生活的是非爱憎、某个观念、某种道德信念得到启示，如《青风》《婴宁》《聂小倩》《张诚》等；有的是从现实生活中某个悲剧或喜剧的故事里得到劝导，如《褚遂良》《珠儿》等。作家在《聊斋》的每篇故事里对这些具体情境做了种种可能性的暗示，便于读者重新追寻作者创作的源头，目击作者叙述的那些事件，寻求其探索个人命运的各种未知的体验，与作者一同目击或参与人类为寻找生活本真意义而作的巨大努力。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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