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壬，原名黄红艳，现居东莞长安。已出版散文集四部。
获人民文学奖（2008年、2011年）、华语传媒文学大奖新人奖、百花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散文提名奖、华语青年作家奖、冰心散文奖、三毛散文奖、广东省鲁迅文艺奖等。
现主要从事散文创作，认为散文是表达自我的文本，是发现自我、发现世界的文本，是确立自我与世界的关系的文本。散文表达“我”，也就是表达众生。

即使雪落满舱


那天，我跟父亲驱车两百多公里去乡村祭拜一位亡故的老者。天空飘着细雪，如萤乱舞。我们把车停在村口的小广场边，一路走进村庄。父亲的头发、肩头沾着雪粒，他垮着脸，表情凝重。他是头一天意外得知老者已于半月前就过世的消息，所以我们来晚了，没有赶上葬礼（后来知道并没有葬礼）。我们来到一户破旧、低矮的红砖房前，房前墙根堆着两垄黑瓦，底下一层有干枯的苔印，仿佛长在那里很多年。屋旁的旱厕墙垛倒塌了， 像是被长年累月的风雨侵蚀塌的。左侧的菜地撂荒已久，满是枯死的杂草与乱石，几个空塑料袋嵌在杂草间被风灌满。冷风贴地吹过，裹挟着寒气，我环顾着村庄周遭林立的青砖小楼， 墙体随处可见电商广告，听到不远处传来一阵阵摩托车呜呜的鸣叫，几个稚童在小超市前追逐嬉闹。这村庄远在郊外，正值初雪，乡村的寂寥笼在一层厚重的灰色阴郁里，仿佛在酝酿一场更大的雪。而这间屋子俨然死去很久了，就像一座旧坟墓， 完全没有人居住过的痕迹与气息。屋子的木门中间横着一把生锈的搭锁，父亲用手扣了扣搭锁，又把头探向门缝里，我也凑近伸长脖子往里看，一片漆黑，阒寂无声。一时间，我和父亲陷入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无措里。我们在屋门口转着圈，看上去荒诞极了。

死者七十岁，名叫李运强，三十年前因参与抢劫杀人案被判了死缓，五年前被释放，一个人回到乡下老家，半个月前脑溢血突发身亡。他跟我父亲有过五个月的铁窗之情。在这五年里，父亲偶尔会独自一人去看望他，离上一次他来到这里不足半年时间。我知道，死者的妻儿自从他入狱那天起就跟他断了关系，他们从未探监，直到他死的时候都没有现身。听说尸体火化的钱是同族的几家分摊的，骨灰还摆在家里，至今没有下葬。

父亲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他弓下身去，身体在颤抖。我赶紧去搀他，他倔强地挣脱了我的手，一下站直了身子，然后说了句，我们回家吧。雪下得大了，他在前面越走越快，带着愤怒与悲伤，带着对荒凉人生的巨大虚无，他把渐行渐远的背影留给了我。我站在他身后，百感交集。祭拜未果，但此行本身也算是尽到了心意，我们原本可以拜访一下他邻近的族人，但父亲放弃了。他就这么粗暴地、自顾自地走了。他难过得说不出一句话。


我是惯于看着他的背影、站在他身后的那个人。作为父亲为数不多的朋友，这个人死了，没有亲人到场，骨灰没法入土。落得这样的下场，人们通常会说，这是杀人犯该有的报应。但这是一个可怕的报应。这个报应要比坐牢更可怕。从死缓到无期，从无期到有期二十五年，最终，死刑还是没有放过他。
……
那他岂不是万念俱灰地活过了这三十年？我忍不住问父亲。
不。在接受死缓的那一天，他就朝着生的方向做最大的努力，所以他的每一天，是怀着希望和光亮的。只是，这人世间太寒冷了，没有给他一丝机会。

两天之后，父亲轻度中风，一时下不了床。他几乎不说话。从医院回来，他已康复得差不多了。我半个月的年假所剩无几， 即将返回广东，他突然叫住我，我见他脸上有未干的泪迹，他微微地想掩饰一下尴尬，然而却又用一种罕见的郑重语气说，红， 谢谢你，辛苦你了。

一时间，我意识到，父亲的这声谢并不是指这几天没日没夜的医院陪护，而是他内心深处三十年来对这一切的一切的最终凝结。我怔住了，我知道这个字的分量。我们都有情感上的表达障碍，有些话从来都羞于出口，它太烫了，以至于会把我们稍稍地弹开一会儿。父亲一定知道它在我心里引起的风暴。我流下眼泪。


我给了父亲那样的机会。温暖与光，还有重生。


一
我时常在梦里听到一双钉了铁掌的靴子发出“噔噔噔”的声音，那声音由远及近，它伴着恐惧、压迫，一声逼近一声，最后踩进我的额头，踏破梦境。睁眼，手握成死死的拳头，心跳急促， 而梦境清晰依旧，在它刚刚消逝的瞬间，留下一串渐次减弱的震颤使我眩晕。等到灵台清明，我还是要花很长一段时间费力地去绕开它，为的是遏止恶劣的情绪蔓延。无法诉说，没有人能从精神的内部来慰藉我。漫长压抑的童年，寂郁的少女时代，最终， 我在阅读中找到了消解。我似乎很早就意识到，人可以依赖冥想活着，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然后整个儿地缩在里面。我希望它能够阻挡门外热水瓶摔在地上炸碎的声音，暴烈的父亲，他的怒吼，母亲瑟缩着的啜泣，年幼的弟弟，他扯着喉咙发出的尖厉哭号……全部，把它们挡在我的世界之外。在那样的年纪，我是如何练就了一副冷心肠的？一个人的自尊在长期对抗自我的脆弱时，内心就会结出一种类似盔甲的硬壳，看上去冷酷、麻木， 不顾他人死活。这是我青春的叛逆。很多年之后，我再看那个时期的照片，很多张，我，撇着嘴角，空漠的眼从来不看镜头，鼻孔发出轻蔑的一哼，脸，厌倦着一切。我曾尝试用文字去面对它， 或者说去面对尘封在内心角落的那个自己，可我疑心，一旦付诸文字，最后呈现出来的是另一个模样。很本能地，文字会朝着情绪化、自我辩解、自我粉饰的方向靠近。篡改，无非是遮蔽的另一种形式。然而，很长时间以来，我竟自发觉，即使是遮蔽，那也是真实的一部分。包括，即使我虚构的是另一个自己，那也是我心里希望的样子。

那双钉了铁掌的靴子是我父亲的，那是一双长筒牛皮靴。它的材质有天然的光泽与质感，锃亮、漆黑、沉默。摆放在那里， 竟有轩昂的不凡气度，类似于有某种品格的男人：伟岸的将军， 不朽的战神，抑或心怀天下的英雄豪杰。那个时候，父亲跟那一代的年轻人一样，喜欢一个日本电影明星，他叫高仓健，那一代人，喜欢他，皆因那部叫《追捕》的电影。我想，父亲在穿上那双长筒靴的时候一定是有了杜丘的代入感，他时常穿着它，铁掌发出的声音让他萌生了凌驾他人的意志。父亲是一个身材矮小的人，刚及一米六。矮，是他终生的忌讳，逆鳞，不让人碰的。自卑与狂妄，不加掩饰。我相信父亲是一个痛苦的人。他仅穿三十七码的鞋子，然而那靴子最小也有三十九码，明显大了，前面空出一截。在八十年代中期，一双一百多块钱的靴子，父亲眼睛都不眨地买下了。他把长裤扎进长筒靴，那靴子竟没过了他的膝头，快要到达大腿的部位，远远看着，他的下半身，仿佛是从靴子开始的，看上去丑陋而怪异。父亲趾高气扬地穿上它就脱不下来了。那么多的日子，伴着他说着凶狠的话。变形的脸，目眦欲裂，他愤怒地在屋子里来来回回地踱着步子，铁掌在水泥地发出声音。那声音，于我，真像是一场噩梦—他打了母亲。我用双手捂住弟弟的眼睛，缩成一团。

我最后看到那双靴子是很多年后的事情，它被扔在废弃的阁楼里，跟一堆缺腿的桌椅、旧自行车、不再使用的缸和有裂纹的陶罐们待在一起。那靴子的脚脖子扭得面目全非，像两只畸形的老树根。左边的一只，鞋尖处斜昂着头，没法着地，右边的那只， 右侧严重磨损，脚背处折痕太深，快要断了。它们都无法站立， 铁掌已锈。这是一双备受摧残的靴子，它承载着父亲太多的乖张、暴戾和喜怒无常。在我所能忆起的有关这双靴子的岁月里，父亲折磨着我们所有的人。

这双靴子仿佛为我找到了一种叙述的调门。写作十五年，关于父亲，这个离我生命最近的人，我却迟迟落不下一个字。起先缘于家丑不可外扬，讳莫如深。毕竟父亲有牢狱的经历。而后， 我却又始终没有准备好去面对那个时候的父亲和自己。一想到， 或者一梦到，我就会极力去绕开，拼命往里缩。长期以来，我以为这个往里缩的空间还很大。然而，三十年过去了，人世沧桑， 几遭起起落落，一生飘零异乡，最终也只落得浮生寄流年，虚掷了光阴。一切外在的、俗世的荣辱、毁誉，于我，皆已是风中之物。而今，我之所以去写它，除了一种佛性的释然之外，我还认为，不论是父亲还是我，对于他入狱这个事件，皆不能以一个丑（即耻辱）字去定义。相反，四十岁的父亲和十六岁的我，在那个事件中认识了彼此，我们重新建立了一种人世间最宝贵的关系： 父女。我最终没有抛弃父亲，我向他伸出了手，并抓紧了他。那件事不再是我们人生的污点和耻辱，而是一次重生的艰辛历程。我想起杜拉斯的《情人》，她写这个小说时已进入生命的暮年，而这个她在十六岁就遇到的男人，是她终生难忘的情人，她为什么要挨到古稀之年才去写这个让她终生难忘的人？之前，我对此很疑惑，现在懂了。她应该找到了一种合适的表达，赋予这个故事她生命中无可取代的光与不朽，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时空的距离， 需要那种历尽世事沧桑之后仿佛又回到原点，重新对过往的打量， 以及日日积累的情绪等待临界喷涌而出的那一刻。现在，这双靴子，这个破败而又衰老的实物，我在心里攥着它，眼前浮现出父亲中风初愈时的那张歪斜的脸，那张写满现世已然走到尽头的哀绝的脸。惶惶然，竟莫名想到“大限”二字，一阵心惊过后，泪腺犹如受了暴击一般，泪水滂沱不止。

二
父亲是幼子，备受祖母溺爱。我们家世代农民，每一个人都是要下地耕种的，然而父亲吸血式读书，竟自读到高中，直到那个运动席卷全国时，他才辍了学。他只得背着一个网兜从城里回来，那兜里只装了一个铝饭盒、一个磕了瓷的搪瓷茶缸、一双旧解放鞋和几件换洗衣服。人皆纳罕：这个读书人从学堂回来，竟没有带回一本书，这到底是读了个什么书啊。父亲只是笑了笑。祖母满心欢喜：这小儿子算盘（珠算）打得好，十里八乡的人都赞，还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为他下的血本总算不亏。那个年代，在我们那里，看一个人是不是有文化，第一宗就看算盘打得怎么样；第二宗就是要看这毛笔字了。有这两样，你就有可能摆脱耕种的命运，去生产队当会计、当记工员，最不济，也能去民办小学做个教书先生。他小小身板，没有吃过一天苦，喜欢仰着脸说大话，性格偏激好斗，然而为人却大方爽快，村子里有人家穷急需要钱，父亲只要有，定会倾囊相赠，也不计较人家会不会还。有天资不错的孩子，他从来不吝赐教，竭力劝说其家长一定要舍得下本钱让他读书。他好动，笑得很大声，一副天底下没有什么事能难倒他的样子。父亲所学，远远不止这两宗。他能写文章，文采不凡，擅长复杂的数学演算，记忆力惊人。他还有一副迷人的男中音嗓子，能把《草原之夜》这首歌唱得深沉低回，孤独苍凉。

就这么个小小的人，进了生产队当起小会计。指尖的算盘珠子拨得飞快，如同他迅速爬升的命运。第二年年末，他因在公社会议上的一次惊艳的表现而受到领导的关注。我的父亲，十九岁， 从容不迫、胸有成竹地报出生产队两年来粮食、蔬菜、牲畜、工时、人力的所有数据，包括百分比，上升、下跌原因分析，他还补充了个人的相关建议。那种自信，那种踌躇满志，那种台下鸦雀无声的个人秀，父亲，在命运最初的高光时刻，一个牛犊子， 尽管青涩，但终归也还是可爱的。紧接着，父亲就进了大队部当会计，做八个生产队的账。他彻底地摆脱了耕种的命运，成了吃公家饭的人，一路顺风顺水，随后又做了大队队长、村支书，最后，他做到了乡镇建筑公司的总经理。二十年间，他从那个青涩的少年变成了一个傲慢、自负、冷酷而又喜怒无常的人。从我记事起，父亲像一个陌生人，这个陌生包括他对我突如其来的热情。比如，周末他让单位司机去学校接我回家，引起同学围观；再比如，他时常塞给我厚厚的一沓钱，扔下一句“拿着”，就没有了别的言语。我跟父亲几乎没有交流。但我知道，他在关注我。他从来没有漏过关于我的任何重要日子：生日，升学考试，毕业典礼。他知道我在学校的所有荣誉，并与班主任有频繁接触。在一次家长会上，父亲竟然给我所有的任课老师都准备了礼物，会后，还高调地请老师去酒店吃饭、唱歌。这些都令我反感，让我觉得他行事粗鄙，像一个小丑，让我蒙羞。在我的视线外，我能隐约感受到有父亲的身影。关于父亲对我的重视，我后面还会专门讲到一个事件。

可是，我却能从外面的言论中听到别样的父亲。那是一种看见我走来就会戛然而止的声音。残酷的是，我一字不落地听见了，像是被风吹落到地上的声音，人皆散尽，就等着我来捡起。那些话里有诅咒、嘲讽，更多的是看客的泄愤和谩骂。在他们嘴里我父亲是一个不得好死的人，迟早要遭到报应，只是时候未到。我很小就是一个心事重重的人了。我听到了很多关于父亲的可怕的事：
建筑工地上有人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摔死了，赔家属五千块钱私了。
所有的建筑项目从来没有招标，那个人垄断了。钢铁厂新区所有的厂房、围墙，包括公路，他想给谁做就给谁做。
听说他是乡镇领导一把手的钱袋子。
前几年新盖的教学楼，墙体都裂开了，垮了一边，至今没人管。连建学校都搞豆腐渣……
跟黑道的人搞在一起。听说打伤了外乡一个建筑队的头头， 至今人还躺在医院。

然而有一宗八卦应该是真的。父亲在担任村支书的时候，有一次接待市领导——那是父亲第一次接待市级领导，所以他特地挑了一套灰格子西装，梳了一个锃亮的大背头，意气风发地带着村干部一行人候在村委会门口。一辆黑色的轿车开过来，里面下来四个人，一个领导模样的人，环顾了一下人群，然后向父亲身边的书记员伸出了双手。那书记员戴着黑框眼镜，中山装，背着手，身型挺拔，气质沉稳。人们这么形容我的父亲：他看上去像一个小痞子。
只有我知道，这种事对我父亲的伤害是致命的。我甚至能想象得到，当时他那张变形的脸。我认为，他后来的种种狂妄、嚣张，都有一种表演的成分。那种扭曲激发出的恶，往往是毁灭性的。

我后来翻看了父亲案件的所有卷宗，那些触目惊心、恐怖而又不可思议的事情远不是这些风言风语比得了的。然而那个时候， 人们对我的态度非常微妙。直到父亲入狱，那种人情冷暖的露骨表现让我在一夜之间长大。无论我在外面听到了什么，我从来都没有向父亲求证过。我对父亲的无视、鄙薄皆与这些毫无关系。

我恨这个矮个子男人是因为他醉酒之后打我的母亲。直到我慢慢长大，敢用自己的身体去挡，父亲的拳脚落到我的身上时， 他就会倏地缩回去。我护住母亲，怒眼圆睁。与父亲凶狠地对视几秒后，他就萎顿下去。
一家人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的日子很少，即使一年中有那么几回，也是我和弟弟端了饭碗回各自的房间，母亲一个人默默地陪着他，给他添饭。起先他们小声地争吵，继而父亲摔碗、摔椅子，最终他会摔门而去。父亲在家，总有一种奇怪的氛围笼罩着我们，他像一股特别刺耳的岔音，让我们不自在，有令人窒息的压抑感。他在家从来不笑，他的脸有一股暴戾的力量，不知道什么时候发作。有时我们娘仨有说有笑的时候，父亲突然推门而入， 空气在那一瞬间仿佛凝固了一般，我和弟弟心照不宣，一言不发， 小心翼翼地各自散去。我们从来都没有喊过他“爸”。“爸”这个字太奇怪了，它需要一个人无条件承认对另一个人有一种先天的情感，我时常盯着这个字看，直盯得它被无限放大，大至虚无， 最后陌生得我不认识了。

追赶出租车的女人 
缓缓的归途 
即使雪落满舱 
黄村，黄村 
悲迓 
镜中颜尚朱 
爱着你的苦难 
隐匿的时光 
正在逼近的恐惧 
我所目睹的消失 
鄱阳湖上的训鸟人 
翁源手记 

散文小论 
隐匿者塞壬 申霞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