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艺评论（第二辑）》：
我刚才说到西湖的会。巴金到了1938年写了《激流三部曲》的第二本《春》，里面写了一个故事。觉慧走出家庭，到了上海从事安那其运动。觉新有一天收到觉慧的信，信上说：“我们过得很好，在外面很有意义，最近，我们还到杭州去了一次。”觉新就觉得很安慰，自己的弟弟在外面生活得很好，他知道他去杭州是从事某一种秘密工作。很多人搞不清楚，以为这秘密工作是共产党地下工作，其实是巴金想象的安那其主义活动，他还是把这件事情写下来了，也就是说，1938年创作《春》的时候，他心里还在想着安那其主义的理想，现实生活中破灭了，他就通过写小说来表达自己的理想。巴金的小说为什么比别人的小说有吸引力？1930年代，很多年轻人读了巴金的书走出家庭，走上反叛、革命的道路。很多人到今天写文章还写这个。我举个例子，最近读了一本书，叫《青青者忆》，作者是杨苡，翻译家，南师大的外文系教授，已经九十多岁了，她写了这样一本书，把巴金曾经给她的五十多封信都编辑出版。她回忆当年是怎么与巴金通信的，她当年也是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哥哥是很有名的翻译家杨宪益，杨苡是杨宪益的妹妹，她当年十七岁的时候，说心里面有一团火，就是想冲出家庭。她爸爸死得很早，妈妈守寡，把他们带大，特别不愿意他们走出家庭，杨苡就给巴金写信，巴金给她回信，说：“你不要这么冒冒失失走出家庭，还是好好读书，读完书再为社会做贡献。”后来她就跑到西南联大去读书，又给巴金写信，当时巴金已经有女朋友了，就把女朋友介绍给她，说：“你们都是小孩子，你们多通通信吧。”后来杨苡和巴金太太萧珊就成了好朋友，一直到萧珊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后来她接着写信，巴金给她回信，这样断断续续，有四十多年。在杨苡跟巴老恢复通信的时候，她碰到了当年中学的同班同学，也是个女生，是班上学生运动最积极的人。两个人碰见后说起，发现两个人当年都给巴金写过信。那个同学告诉杨苡说，她写信给巴金，说她要去参加革命，因为她是孤儿。巴金就鼓励她，后来她就跑到延安参加抗日，又给巴金写信，巴金说：“你继续走下去吧。”可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她被当成特务抓起来了。平反后她的革命情绪一落千丈，说：“我以后再也不记日记，再也不乱写信了。”就这样，她平平稳稳当一个普通干部，一直活到八十多岁。到老了，她与杨苡碰上，说自己也曾经给巴金写过信。杨苡让她再给巴金写信，当时她已经八十多岁了，巴金又见了她一次，后来她得癌症去世了。可见，当时和巴金写信的绝对不止一个人，光这个班级里面就有两个女生了。所以巴金吸引别人的，就是他跟别人不一样。重要的是巴金身上有一种强烈的理想因素，尽管理想失败了，信仰也破产了，可是他把对理想的追求写进他的小说里面了，你总会觉得他小说里面的人物和别的人物是不太一样的。
这样一个理想，到了巴金中年以后，慢慢就离开他了。理想总是跟年轻人在一起，当时他四十多岁，功成名就，也结婚了，开始为柴米油盐思考了，他的理想渐渐淡化了。他写了一篇散文《寻梦卜他曾经有一个梦，已经失去了，他还想把它找回来，可是再也找不回来了。我们都看过他1940年代的小说，最有名的是《寒夜》，拍成了很好的电影，但是这里面的理想、激情已经全部没有了。他写一个小人物，很善良，很无奈，生肺病就死了，老婆也离开他了，一点激情都没有。他写完小说，最后一句话是“夜，毕竟太长了”。那个人熬不到天亮就死了。但是1970年代末，这本小说被翻译成法语，在法国出版了，书的腰封上写着：这是一本燃烧着希望的书。巴金恍然大悟，原来读者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后来他说到《寒夜》的时候，就说，这本书还是有理想的。《寒夜》大家都看过的，最后是一对夫妇分手了，男的因为穷，还有肺病；太太一方面忍受不了婆婆的唠叨，一方面看到丈夫奄奄一息也没有了激情，她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就跟着银行内迁，从重庆迁到了兰州。银行经理看上她了，一直追她，用今天的话，就是婚外恋。那个女的很痛苦，到底是跟生病的丈夫在一起，还是跟情人去兰州呢？她在很犹豫的时候．让丈夫给她做决定。丈夫偏偏看到了老婆和别的男人在一起，那个男人长得又英俊，身体又好，又有钱，丈夫痛苦了一阵子后，终于让太太离开他。他的想法是：我生病了，我很痛苦，但是我太太是一个自由的人，她为什么要陪着我死？应该让我太太感到幸福，这样我才能幸福。他最后鼓励太太离开他，后来他太太就走了，一年之后男人就死了。等到太太回来的时候，丈夫已经死了。小说里面是有点批判太太的意思，但是在酷爱自由的法国人看来，这个女性勇敢抛弃了疾病、贫穷，走向爱情和幸福，法国和中国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就算这样巴金也很开心，觉得自己还是有理想的。但是到了后来，就完全变了。
我看到巴金在《再思录》里有一篇文章，是《（收获）创刊三十年》，里面写道：其实《收获》创办人不是巴金，是他的好朋友靳以。1956年，靳以提出要编一个大型杂志，贯彻当时提出来的双百方针。中国作协也同意了。可是靳以与巴金商量办杂志的时候，巴金只是点点头，说不出好不好。当时靳以充满热情和理想，可是巴金说他自己一点激情都没有了。文章里这样写：“为了体现双百方针，有人建议让他创办一份纯创作的大型刊物，靳以也想试一试，连刊物的名字也想好了。我没有发表意见，说真话，各种各样的大会小会几乎把我的精力消耗光了，我只盼望多放几天假，让我好好休息。因此我没有参加《收获》的筹备工作。靳以对我谈起一些有关的事情，我也只是点点头，讲不出什么。我答应做一个编委。连我在内，编委一共十三人。我说：‘编委就起点顾问的作用吧，用不着多开编委会。’《收获》的编委会果然开得少。”《收获》快出版的时候，靳以找到巴金，说：“还是你跟我合编吧，像以前那样。”巴金想起1930年代他们俩一起编刊物的往事，就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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