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沌与秩序：新闻伦理探微》：
窃听被引入到新闻采访活动，究竟是扩大了记者的采访权还是损害了其采访权，不能从采访权自身找到答案。权利是多重的，也是多样的。不同的主体（这里指人）之间，许多权利是一样的。不同主体同样的权利，要求权利的主张以不损害他人为底线。假如一个人所主张的权利损害到他人的权利，必然有一方的权利超出了法律允许的范畴，同时也有悖于权利的伦理准则。更普遍的是，不同主体之间，权利也不同，依然存在某一方的权利受到外来权利侵扰的可能。比如，记者的采访权与被采访对象的隐私权，就属于这种情况。记者的采访活动，被视作代表背后的受众进行提问。这表明，除非特殊环境，采访主要以问答形式进行，因而采访属于记者和被采访对象的信息交流。这样的交流活动，除非记者有意窥探被采访对象的隐私，一般很少能侵害到其隐私。窃听不是采访，而是监听，是靠偷听来记录被窃听对象的言行。监听属于司法部门的秘密侦查手段，其运用也有专门的规定，监听谁、监听的范围、时间和地点，均需要申请，得到批准后才可以进行。即便如此，有些监听依然面临诸多争议。举例来说，2006年8月17日，美国底特律市联邦法官泰勒对《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起诉美国安全部门的境内窃听计划侵犯民权一案作出裁决，认定布什总统在“9·11”事件后授权国家安全局在未经法庭批准情况下，对境内居民的国际通讯进行窃听，侵犯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和隐私权利，违反了宪法中关于三权分立的规定，要求政府立即停止这种窃听活动。虽然这个案件后来在美国最高法院被翻案，法院认定政府为反恐窃听不需法庭授权，但这个案例告诉我们：政府部门的监听只能用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特殊领域，而不具有普适性。
警方和安全部门的监听，是这些部门的特殊权力。这种权力，从某种意义上也属于其权利，但这种权利的行使有严格的限制，属于有限的权利。过去，在西方，新闻界被誉为“第四权力”，将媒体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现在，这种观念早已被确认为错误，但在某些新闻机构看来，媒体的监督权既是权利更是“权力”。这种观念，在英国的007系列影片《明日帝国》里，反映得淋漓尽致。媒体不满足于报道新闻，还要制造新闻，进而创造他们想要的“世界历史”。这样，采访权从权利错位成权力，无须任何机构授权，便可以通过技术手段随意进入他人的私人空间，进行长期窃听。虽然目前还不清楚谁是《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的主谋，但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谁下令窃听英国三千多名政治、娱乐名人的个人电话和信箱，下令者和执行者显然并不认为这样的做法有何不妥。这显然已经是超出了法律层面的问题，属于伦理层面的问题。媒体采访权被滥用，乃权利伦理错位所致，因为媒体从业者自认为他们有权干预社会问题，有义务把那些正在潜伏期的腐败问题和其他明星的丑闻公之于众。这种权利观将媒体的社会责任抬高到与司法部门平行的地位，抹杀了媒体权利和司法权力的界限，若不以纠正，新闻媒体真的将成为独立的“第四权力”。
由此可见，权利意识的浓厚并不等于权利意识的成熟。恰恰相反，对权利认识的偏颇，不仅无助于权利的行使，反而可能导致权利的滥用。窃听丑闻事件让我们认识到，以新闻采访为名进行的窃听，只具备目的善的外表，从采访目的、采访手段到采访效果，都有悖于真正的权利伦理精神。权利的主张必须合法，权利不能以牺牲其他权利为代价。《世界新闻报》的窃听，牺牲的是被采访对象的隐私权。有了窃听，任何人的隐私权均受到威胁。受到威胁的隐私，也就失去了隐私本身。诚如哲学家弗里德所说：“当且仅当一个人能控制关于自己的信息时，它才拥有隐私。”真正的权利，需要权利主张者能为自身提供获得其合法利益所需求的一切。隐私是公民正当的基本权利之一，即便是可能存在违法嫌疑的隐私活动，也只能由法定的机构进行监控。显然，新闻媒体并不属于这样的法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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