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哈德?劳斯将军，奥地利籍德国陆军一级大将，是德国在东线战场很有才华的指挥官之一，获得过铁十字勋章、橡叶骑士十字勋章。1945年初他被拔擢为集团军群司令官。到战争结束之时，劳斯已经赢得了德国军队装甲战战术专家的威名——这也让他成为了美国陆军情报机关珍贵的俘虏。而在被美军羁押阶段，劳斯写下了自己在东线战场服役的详细回忆录。

　　艾哈德?劳斯（1889—1956年）是一名奥地利籍德军将领。在苏德战争中他先后担任过第6装甲师师长以及集团军和集团军群级别的司令官，率部参加了巴巴罗萨行动、莫斯科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哈尔科夫、库尔斯克、第聂伯河沿岸、乌克兰西部等诸多地区的战斗。战争末期劳斯作为集团军司令官先后在东普鲁士和波美拉尼亚地区指挥作战，并且成为德国国防军中少数被晋升为大将的奥地利军人之一。1945年劳斯被解职，战争结束以后被美军俘虏。被释放之后他开始笔耕不辍，先后撰写了诸多有关苏德战争的书籍和文章。1956年4月，劳斯病逝于维也纳。
　　本书讲述了劳斯从苏德战争爆发的第一天起到1945年春的全部经历。书中囊括了大量的战争细节，包括第6装甲师在冲向列宁格勒的过程中所受到的考验，苏军在莫斯科周边进行冬季反击期间劳斯的战斗经历，他为斯大林格勒被围德军解围的战斗过程，以及战争末期他在德国境内所做的困兽之斗。
　　本书是对苏德战争的“鲜活纪录”（《外交事务》ForeignAffairs），因此“所有对‘二战’感兴趣的人都值得一读”（《选择》Choice）。

　　本书是对苏德战争的“鲜活纪录”
　　——《外交事务》（ForeignAffairs）
　　所有对二战感兴趣的人都值得一读
　　——《选择》（Choice）

　　1941年的红军
　　军事历史本来应该为人们提供有关苏军战斗力的很有价值的信息。回望历史，检讨成败，总是不会太晚。俄罗斯军人在漫长的历史中保持了许多传统，并且在当下的军事行动中展现出了同样的威力。1807年，拿破仑军队席卷欧洲的常胜之师第一次在俄罗斯士兵面前吃了败仗——俄军的表现几乎可以被
　　称为史诗。低估俄罗斯士兵和红军的战斗力是德军指挥部门犯的一个严重错误，尽管俄罗斯士兵本身还是红军的编制，都完全不适合现代化战争，并且也没有适当的军事训练。
　　一战时期的沙俄军队即使是与德军入侵初期的红军对比，差别也是相当大的。在一战期间，俄军的表现或多或少更像一盘散沙，墨守成规而且缺乏个性化，然而共产主义推动下的民族觉醒已经在1941年展现了出来。相比1914年到1917年的战争，苏军士兵的文盲率大大减少，军队整体正在迅速展现其个性化的特质，尽管苏军中优秀的士官还是太少，大量的军人还没有克服他们的惰性。带来这种变化的力量正是共产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坚不可摧的集权国家唤醒了大众的灵魂。俄罗斯人本质上说对政治是不关心的，至少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是这样，而农民是苏联军队的主要兵源。一个俄罗斯士兵可能并不是积极的共产党员，也不是狂热的政治信徒，但是他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这也就是值得注意的最重大的变化——自己不是为了虚无缥缈的意识形态而战，而是为了自己的祖国而战。
　　苏联在较短的时期内完成了国家的工业化，这使红军得以征集到一批完全掌握专业技能的工人参军。这些受过技术科目训练的士兵被精心分配到各个级别，教导那些出身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指挥员，告诉他们一些最基本的入门知识。一战期间，电话对于一般的俄军来说仍然是“不可思议的魔术”，而到了二战时期，结构复杂的无线电在苏军内部被视为非常普通的工具。
　　除了精神上的觉醒之外，政治委员还为红军带来了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无条件地服从。政委的系统化训练，让人们能够舍弃自己的生命。俄罗斯士兵的天性是不服管束，而政治委员手中掌握着对下级进行惩处的权力，这是让军人无条件服从命令的基础。政委可能是红军中最有争议的一类人，甚至是苏联方面对政委的用处、职务和职责都争议颇多。政委是红军的推动力，用狡猾而冷血的方式管理军队。
　　所谓苏军士兵仅仅是因为恐惧政委而投入战斗的说法根本不实。苏军士兵所表现出来的战斗力根本不是仅靠恐惧就能激发出来的。实际上，一般苏军士兵对政委的态度，不只是惧怕他手中的权力，同时政委往往还要以身作则为士兵做出表率。政治委员对士兵切身利益的关注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和士兵关系的好坏。因此可以说，苏军士兵即使在绝望的境地下仍能顽强奋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委的表率作用。而且德军也并没有严格执行“政治委员令”，将所有被俘的政委都马上移交党卫队保安局做“特殊处理”，实际上被处决的往往是带领士兵做决死抵抗的政委。如此坚决抵抗的动力，根本不是盲目的狂热，更应该是军人的英勇品质，以及为了苏联取得胜利而奋战下去的责任感。
　　红军的高层指挥人员在战争初期就展示出了其能力：灵活性、充满主动精神并且颇为活跃。但是他们却无法鼓舞大多数俄罗斯士兵。和平岁月里苏军的大多数指挥人员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提拔到了较高的岗位上，尽管其中还有一些年纪较大的指挥员。红军指挥人员的成分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从普通工人到研究蒙古语言和文化的大学教授。在指挥人员的选拔中，革命的功绩是个重要因素，但是个人性格、对军事方面的理解和智力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准。纯粹负责党务的将军则仅仅是靠威望才能取得现有的职务。
　　由于各种各样的政治清洗，苏军的高级指挥层出现了较大的空缺。但不能说高级指挥人员的水平必然会出现退化。因为军事教育学的重大进步，即使是在战争初期，苏军的高层指挥员也是称职的。在战略理论范畴的诸多进步，使得人们不时会对这些苏军将领的能力产生怀疑，而他们要想得到公正的评价，就得先通过考验。在1939-1940年的苏芬战争中，认为苏军失败的观点广被接受，但是战争中苏军的表现很难说没有战略欺诈的成分在。苏芬战争的时机是恰当的，而其拥有巨大优势的进攻一方也迅速的达到了自己的企图。
　　尽管德军在入侵苏联之初立竿见影的取得了战术和战役层面的胜利，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前述观点是错误的。在战线的中部和波罗的海地区，我军兵临第聂伯河和卢加河之前，苏军仿佛还在迷惑战争是否已经真的开始了。我军通过缴获铁木辛哥元帅的战略想定，发现战争最初几周的战局进展与苏军的战前预测基本一致。特别是中央集团军群在布格河沿线的进攻，最初仅仅遇到了边防军的抵抗，几天之后才遭遇苏正规军的微弱抵抗。最终我们在第聂伯河—别列津纳河之间的三角形地带和对方展开了大规模战斗，自此战事才真正进入白热化状态。虽然我们不断接到大批苏军正在调动的情报，但是直到巴巴罗萨战役最初阶段过去之后，苏军才开始有大规模动作并出现在第聂伯河彼岸。从苏联的战略观点来看，这无疑是战争爆发之后紧急调来的部队。然而东线外军处（德军的军事情报机构）却一直相信自己的判断，也就是从1940年春开始苏军就一直在向苏德边境调动部队，总数约130个师。
　　苏军集团军和方面军级别指挥员在指挥上的灵活性，在中下级指挥员身上却看不到。红军中的师级以下指挥人员和大多数中级指挥员（普遍来说是师级）在战斗中往往犹豫不决，不敢担负责任。过分僵化的训练和死板的条令，把中下级指挥人员限制在现有的条条框框之内，其结果只能是一片死气沉沉，很少有谁能够主动申请去执行任务，独立的做出决策。苏军部队往往会在突破我军阵地之后数天，却不懂得如何利用他们的有利态势。苏军小部队指挥人员害怕犯错误，还往往因为惧怕被追究责任而不敢利用有利的条件主动行动。
　　苏军的坦克和机械化部队指挥官往往接受过良好的战术训练，但是大部分人都没有抓住战术条令的精髓，只是按照固定套路去指挥战斗，不会因势应变。而且平民在生活中被严格管制，苏军人员表现出明显的盲目服从的倾向。僵化教条和不敢承担责任是红军最为严重的缺点，在战争初期其完全掩盖了苏联军人的许多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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