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克立，1938年6月生，湖南湘潭人。196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并留校任教。1973年调到南开大学哲学系。1984年由教育部特批为教授，1988年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994年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2000年离任。2006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评议组成员、召集人，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会长，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会长。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和文化方面的教学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方克立文集》等，主编《中国文化概论》、《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等。

　　在今天的文化建设当中，只有秉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采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去芜存精的态度，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够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进而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就此而言，“马魂中体西用”论也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化的理论自觉。
　　《马魂 中体 西用：当代中国文化的理论自觉》共收录有关“马魂中体西用”论的学术文章39篇。其中“甲篇”收录了方克立先生本人的学术论文、学术访谈14篇（包括方先生早期关于体用问题的几篇文章），旨在客观呈现“马魂中体西用”论的形成过程和理论建构。“乙篇”汇集了近三年来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20余篇，这些文章分别从哲学理论、中医哲学、学术范式、政治意蕴、文艺批评等角度对“马魂中体西用”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可视为“马魂中体西用”的理论拓展与实际应用。“附录”则收录了陈先达、方克立、赵敦华先生的一次学术对话，这三位学术大家分别从马、中、西领域探讨了中西马融通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可视为“马魂中体西用”论的学术延伸。

　　《马魂 中体 西用：当代中国文化的理论自觉》：
　　（一）在“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现代新儒家无疑是最具有影响力和生命活力的思想派别之一。它和马克思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可谓鼎足而三，是在反对“全盘西化”、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行进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个思想派别。这三个派别都主张中国要现代化，但各自选择的道路不同：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并在实践探索中把“中国特色”放到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自由主义者主张照搬照抄西方经验，走西方工业文明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老路；现代新儒家则批判了“现代化即等于西化”的口号，向往一条东方式工业文明即“儒家资本主义”的道路。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迅速发展的事实，似乎是为“儒家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行性提供了某种例证，因此这派学说在80年代显得十分活跃。现代新儒家思潮在当今比20年代、40年代和60年代实有更加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二）现代新儒家主张，复兴儒家文化“、”重建儒家的价值系统“，呼唤和推进”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其根本精神不在于复古，而是要畅通民族文化生命的本源大流，使之不至于割断和失坠，保存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尽管以儒学来涵盖中国民族文化传统未免褊狭，把儒学传统仅仅归结为道德心性之学亦有失全面、客观，但就对民族文化传统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对发扬民族精神、复兴中华文明有高度的责任感，坚决反对宣扬民族虚无主义、文化投降主义的”全盘西化“论这一点来说，现代新儒家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在对待历史遗产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从来不主张割断传统，而是明确宣称：“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发展的必然结果。”（列宁）“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毛泽东）现代新儒家指责“五四”运动反传统造成了民族文化认同的危机，它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马列主义的乘虚而入，而西方传人的马列主义似乎是与中国传统绝对不相容的。这至少是一种误解。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不但不是敌视和对立的，而且力求和它相结合，否则它就不能在中国生根。我们从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上都可以看到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相结合的努力。当然，他们对传统不可能全面认同，而是强调“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批判地继承，为现代化建设服务，明确地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口号。马克思主义的传人不是中国文化的危机，而是给伟大中华文明的复兴带来了生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要在中国生根发芽，不能没有中国文化这个接受主体。在肯定民族文化主体性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新儒家并没有根本的分歧。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包括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曾经走过曲折的道路，也有过像“文革”那样重大的失误，现代新儒家的批评不无针砭作用。
　　（三）现代新儒家除了有认同传统的一面之外，还有适应时代潮流的一面，其主要表现就是援西学入儒，提出了“返本开新”的思想纲领。所谓“返本”是返传统儒学之本，所谓“开新”是开当代科学、民主之新。从早期的梁漱溟、熊十力，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海外新儒家，无一不是中西融合论者，而且后来者在吸纳西学方面表现出越来越开放的态度。这一方面是时势使然，在当今的世界，任何抗拒科学、民主和现代化思潮的思想学说绝无生存的可能；另一方面也说明儒学有其开放性、包容性和适应性的一面。在现代新儒家学者看来，儒学不仅具有“常道”性格，而且还有“时中”之义，它可以随着时代的变迁，因时制宜而有所因革、有所损益。故宋明新儒家之“援佛道人儒”和现代新儒家之“援西学入儒”都是其适应性和开放性的表现。至于它能开放到什么程度，“返本”和“开新”的实质关系是什么，我们看到，现代新儒家仍然摆脱不了“中体西用”的思想格局，传统儒学之“体”大大限制对西学的全面选择、吸收、消化和利用，因此也就实际上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马魂 中体 西用：当代中国文化的理论自觉》：
　　（一）在“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现代新儒家无疑是最具有影响力和生命活力的思想派别之一。它和马克思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可谓鼎足而三，是在反对“全盘西化”、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行进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个思想派别。这三个派别都主张中国要现代化，但各自选择的道路不同：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并在实践探索中把“中国特色”放到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自由主义者主张照搬照抄西方经验，走西方工业文明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老路；现代新儒家则批判了“现代化即等于西化”的口号，向往一条东方式工业文明即“儒家资本主义”的道路。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迅速发展的事实，似乎是为“儒家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行性提供了某种例证，因此这派学说在80年代显得十分活跃。现代新儒家思潮在当今比20年代、40年代和60年代实有更加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二）现代新儒家主张，复兴儒家文化“、”重建儒家的价值系统“，呼唤和推进”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其根本精神不在于复古，而是要畅通民族文化生命的本源大流，使之不至于割断和失坠，保存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尽管以儒学来涵盖中国民族文化传统未免褊狭，把儒学传统仅仅归结为道德心性之学亦有失全面、客观，但就对民族文化传统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对发扬民族精神、复兴中华文明有高度的责任感，坚决反对宣扬民族虚无主义、文化投降主义的”全盘西化“论这一点来说，现代新儒家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在对待历史遗产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从来不主张割断传统，而是明确宣称：“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发展的必然结果。”（列宁）“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毛泽东）现代新儒家指责“五四”运动反传统造成了民族文化认同的危机，它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马列主义的乘虚而入，而西方传人的马列主义似乎是与中国传统绝对不相容的。这至少是一种误解。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不但不是敌视和对立的，而且力求和它相结合，否则它就不能在中国生根。我们从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上都可以看到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相结合的努力。当然，他们对传统不可能全面认同，而是强调“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批判地继承，为现代化建设服务，明确地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口号。马克思主义的传人不是中国文化的危机，而是给伟大中华文明的复兴带来了生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要在中国生根发芽，不能没有中国文化这个接受主体。在肯定民族文化主体性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新儒家并没有根本的分歧。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包括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曾经走过曲折的道路，也有过像“文革”那样重大的失误，现代新儒家的批评不无针砭作用。
　　（三）现代新儒家除了有认同传统的一面之外，还有适应时代潮流的一面，其主要表现就是援西学入儒，提出了“返本开新”的思想纲领。所谓“返本”是返传统儒学之本，所谓“开新”是开当代科学、民主之新。从早期的梁漱溟、熊十力，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海外新儒家，无一不是中西融合论者，而且后来者在吸纳西学方面表现出越来越开放的态度。这一方面是时势使然，在当今的世界，任何抗拒科学、民主和现代化思潮的思想学说绝无生存的可能；另一方面也说明儒学有其开放性、包容性和适应性的一面。在现代新儒家学者看来，儒学不仅具有“常道”性格，而且还有“时中”之义，它可以随着时代的变迁，因时制宜而有所因革、有所损益。故宋明新儒家之“援佛道人儒”和现代新儒家之“援西学入儒”都是其适应性和开放性的表现。至于它能开放到什么程度，“返本”和“开新”的实质关系是什么，我们看到，现代新儒家仍然摆脱不了“中体西用”的思想格局，传统儒学之“体”大大限制对西学的全面选择、吸收、消化和利用，因此也就实际上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

为了人民的安乐和福祉（代序）
——试论“马魂”与“中体”的共同使命

甲篇
论中国哲学中的体用范畴
评“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
略论现代新儒家之得失
评大陆新儒家推出的两本书
——《理性与生命》[1]、[2]
从曲高和寡到主流话语
——张申府”三流合一“思想的历史命运
《我相信中国》序
冯契研究与冯契学派
——兼论当代中国的学术学派
冯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性贡献
《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序
要重视研究钱学森的中医哲学思想
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要坚持”马魂中体西用“的方针
铸马学之魂立中学之体明西学之用
“马魂中体西用”与文化体用问题纵横谈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方克立教授
擎旗引领综合创新路
——纪念张岱年先生《综合，创新，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一文发表30周年
……

乙篇
附录
编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