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杨牧之先生的精选散文集。从入职中华书局、创办《文史知识》杂志，到担任国家新闻出版署领导，成为中国出版集团首任总裁，杨先生浸润中国出版业五十余载。书中既有其对职业生涯的思考和感悟，也不乏与季羡林、周振甫、郭沫若等文化名人交往的生动记述。作者文笔真挚，记人、记景、记物无不动人心弦，其中有对父母亲人的思念，有对同事师长的感恩，也有对往昔岁月的追思。书中更收录了五十余幅作者亲自拍摄的摄影作品，以图配文，传达出深远的意境。
不忧，不惑，不惧——怀念周振甫先生
（一）
上大学时读过周先生的《诗词例话》，爱不释手。一是因为深入浅出，我大多能读懂；二是正投合一个小知识青年的口味。他引鲁迅的话，指导我们读诗词注意什么。我印象很深的是书中讲到不要看了被人摘出的一二句诗词就下判语。这种摘句最能引读者迷误。“好比从衣服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吹嘘或附会，说是怎样超然物外，与尘浊无干，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他弄得迷离惝恍……最显著的便是‘悠然见南山’的例子。忘记了陶潜的《述酒》和《读山海经》等，捏成他单是个飘飘然，就是‘摘句’作怪。”因为当时我们都爱摘记名言，我还有一个小本子，是用来专记好句子的，经周先生这样一说，感到记个只言片语，没有多大用，而且还可能误导，名言小本也就不大用了。
还有一段议论，解决了我的一个大问题。读书时，常常要分析某首诗词的微言大义，分析其中表达了作者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如果了解了作者写作的时代背景并不难把握。但是，古代有不少传诵的诗词，它的写作年月和写作背景都无从查考。分析诗词中的寓意和所表达的情感就很困难。周先生说，这就只能从诗词本身去考虑了。他说：凡有寄托的诗，即使着重在描写景物，一般总会从描写中透露出一点消息来的。手法大概有下列几种：一，着重写景物，中间插进几句寄托的话，暗示写景是有寓意的。如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写春末景象，中间插进“蛾眉曾有人妒”，“玉环飞燕皆尘土”，不是写景，透露出全词是有寄托的。二，着重写景物，但从所用的典故里透露出寓意来。如王沂孙《齐天乐·蝉》，全首都写蝉，其中说：“铜仙铅泪似洗，叹移盘去远，难贮零露。”汉武帝在长安造铜人捧露盘来承受露水，相传汉亡后，魏明帝把铜人搬到洛阳去，铜人眼中流泪，历来用它作亡国之痛的典故。三，从语气和感慨里透露。如陆游《卜算子·梅》：“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辗作尘，只有香如故。”这里在咏梅，可是说的话很有感慨，从中看出他是用梅花来自比。周先生说，真有寄托的诗，总有一点消息会透露出来。要是全篇都写景物，没有一点寄托的意思透露出来，那就不要去追求寄托，避免牵强附会。
这讲得太好了，很容易懂。我真是如获至宝，不用说，一口气读完。但我还是把自己估计高了。尽管那是一本雅俗共赏、深入浅出的入门书，真正读懂，没有点古典文学的根底，也还是不容易的。
（二）
1967年，按照国家统一分配方案，我被分到中华书局做编辑。随后去部队锻炼。从部队回来，又去五七干校，战天斗地，改造思想。直到1972年从干校回北京，才开始编辑业务。那时中华书局还没有开展除校点二十四史《清史稿》外的出版业务，书局领导为培养锻炼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古籍整理的能力，就给我们每个人都找了一位“师傅”，跟着“师傅”学。恰好，我的“师傅”就是周振甫与王毓铨先生。王、周二位先生分工校点《明史》，我就从旁学徒。
那时拜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赐，中华书局得以聚天下英才开展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校点整理工作。有整理《汉书》的傅东华，《后汉书》的宋云彬，《三国志》的陈乃乾，《晋书》的吴则虞、杨伯峻，《宋书》的王仲荦，《魏书》《北齐书》的唐长孺，新旧《五代史》的陈垣，《宋史》的聂崇岐，《金史》的张政烺，《元史》的翁独健、邵循正，《明史》的王毓铨、周振甫、郑天挺，《清史稿》的罗尔纲、王钟翰、启功、孙毓棠等等。这样的阵容真是一时盛举。他们多数就住在中华书局，每到中午也都拿着自己的饭盒到食堂排队打饭。那还真是一道精彩的风景。好像古代的“翰林院”，这些堪称大学士的学者们，手里拿着饭盒或糖瓷碗，步态稳重地向食堂走去，和大家一样排队，买饭。还记得启功先生，那时他还没有后来那样名震中华。工作中间休息时，我们常把他拉来请他写字。他总是笑眯眯的，招之即来，来了就写，如不满意，他哈哈一笑，团起来扔到纸篓里去，再写。
话说回来，正因为整理二十四史这样一件伟业，周振甫先生才得以被从中国青年出版社借到中华书局来，我才得以在周先生身旁工作，得以随时随地讨教他，真是人生一大幸事。这是我过去想都没有想过的机缘。
周先生个子不高，眼睛近视得厉害，虽然在北京工作也有几十年了，仍然是浙江平湖的口音。他1931年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32年进入开明书店。周先生说：“我在无锡国专并没有毕业，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朱起凤的《辞通》，改变了我的求学历程。”朱起凤是清末民初著名的训诂学家，他历时三十年编辑了一本工具书，最后定名为《辞通》。这书影响很大，出版后，与《辞源》《辞海》并列为中国三大辞书。可是原来负责校对整理这部书稿的宋云彬先生太忙，开明书店的徐调孚就问正在读书的周先生愿意不愿意帮助做。周先生同意。开明书店就寄来南宋陆游撰写的《老学庵笔记》，请周先生断句，测试他点校古籍的能力，看他能否胜任校对《辞通》的任务。测试合格，进入开明书店，从此开始了编辑出版生涯。1952年开明书店与中国青年出版社合并，他转入中国青年出版社做编辑，1971年正式调入中华书局，直到1989年在中华书局退休。在六十多年的辛勤耕耘中，他成为无人不敬重的编辑，又是著述等身的大学者。
说起周先生的工作和做人，我脑海中浮现出周先生的许许多多往事。作为一个编辑，最重要的是做好本职工作，俗话说叫“为他人作嫁衣”。这对于一个有学问，自己研究水平又很高的编辑尤其重要，尤其不易。我和周先生认识的时候，他早已是名满天下的学问大家了，但他每天七点半准时到办公室。一坐下来，从早到晚伏案审看编辑室主任交给他的书稿，专心致志，从不聊天，甚至很少走动，周围说得多么热闹都与他无关。下午五时，才收拾办公桌回家。他家在工人体育场附近的幸福三村，每天往返挤公共汽车，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安之若素，从来没听他说过公共汽车拥挤，不好乘的话。今天我写到这里，回忆周先生每天挤公共汽车的情景，心里仍十分感动，也十分不安，我们作为他的学生，作为他的晚辈，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看先生这样挤来挤去，怎么也安之若素呢？
他的家只有两间房，一间是书房，一间是卧室。书房是周先生写作、会客专用的。他座椅后的一面墙，摆着六个大书架，顶到天棚，放满工具书和经典著作，桌上放满各种参考书和文稿。周先生在家里的情况，中华书局的冀勤先生有一篇文章，写得十分生动，其中写道：
一次我问师母，周先生不是三头六臂，怎么能做那么多事？师母说，他每天晚上九点睡觉，夜里两点起床，开盏灯，不是看书就是写啊，做到早上五点多，我起床做早饭，他稍眯一下，吃过就上班去，振甫辛苦唻。周先生在一旁笑盈盈地说，弗辛苦，弗辛苦。
那“笑盈盈地说，弗辛苦，弗辛苦”，活画出周先生的神态，仿佛周先生就在眼前。这句话既是周先生的一种谦逊，又是对老伴的一种安慰，让人感受到周先生和老伴那相敬如宾的温馨感情。其实周先生已经积累了五十多年的读书心得，只要有了时间，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喷涌出来。
想想周先生每天在办公室工作的情景，想想周先生每天在家里的写作，他为什么既是一位“无人不敬重的编辑，又是著述等身的大学者”，就清清楚楚了。
一次，我向他讨教怎样学习古文。问他，前人记性怎么那么好，一本一本经书都能背下来，他说：学习古文没有别的捷径，就是背。说完，停下来，瞧我一眼，像往常一样，低下头。他见我没有反应，又抬起头瞧着我说：像梁启超，“六岁毕《五经》”，把《五经》都背下来了，所以“九岁能日缀千言”。后来，我写过一篇有关司马迁《报任安书》的文章，极力推崇文章之佳妙。周先生对我说：其实，司马迁写的这篇文章也有不尽圆满的地方。比如，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其实，吕不韦让门客写的《吕氏春秋》，不是迁蜀之后，而是他在秦国掌权十分得意的时候；说“韩非囚秦，《说难》《孤愤》”，韩非这两篇文章也不是囚秦后写的；《诗》三百篇很多是男女相悦之情歌，这些情歌也不是“发愤之所为作也”。
听了周先生的分析，我出了一头汗。这些我连想都没有想过。他见我窘迫，便说：读书是一个过程，现在要学的知识太多，得慢慢来。开始读时不懂，读多了，自然就懂了。比方《论语》，讲到“仁”字的地方有104次。开始碰到“仁”字不懂，读到十几次“仁”字时，对“仁”字的意义渐渐明白一些了，当读到几十次、上百次时，对“仁”字的意义就知道得完满了。读熟了，把上下句都记住，就能读通了。
后来，我负责《文史知识》月刊编辑工作时，请周先生写“怎样学习古文”的文章。我建议先生写12篇，一期一篇，恰好连载一年，循序渐进地谈，以便指导青年人学好古文。
他在文章里把指导我的话更展开、深入了，特别是文章里展示的那种虚心好学的精神，让我十分敬佩。他说，他曾请教过开明书店的创办人章锡琛先生怎样读书；他还请教过政协委员张元善先生，学习张先生“立体的懂”的读书方法。如果说，周先生请教章锡琛先生时他还年轻，到请教张元善先生时，周先生也已经是一个大学者了，而且自己也是政协委员。周先生还说，他向语言大师吕叔湘请教，小时候是怎样学外文的。他说：“吕先生小时学英语的方法，可以参考来使我们达到对古文的立体的懂。”他看到《人民日报》上刊载的李固阳同志《记忆、理解与常识》一文，也从中间悟出记忆与理解的关系。
这就是一个大学者的学习精神，他已经卓然一家了，还在不断地汲取着别人的学习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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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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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回”似乎是对往亊的一种回忆。但作者又把往事，赋予了“梦”的色彩，这就给几十年的过往岁月，增添了触景生情、坦露心扉、怀念暇想、以及感慨憧憬等等多彩的想象空间。读后我觉得，它既是一本抒情散文集，又是引人入胜的游记，更是含有丰富史实的珍贵回忆录。这三种不同的体裁，各有特色，但细品全书，每篇似乎都能窥视出作者对回眸景象所倾注的情感。这个“情”，或者说“情感”，正是促使作者“梦回”的初衷，也是因重温“梦回”而引发新的思考。
——李景端，《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