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虽九死其犹未悔”：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
“文革”不仅中断了民族的现代化进程，而且伤害到了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使他们的肉体与精神饱受磨难。更为严重的是，这场浩劫破坏了信仰、泯灭了理想。改革者与整个社会一样，无法躲避“极左”政治的灾难，他们也是动乱的受害者，而且往往因为他们为国为民敢于仗义执言、敢于坚持真理，在“反右”与“文革”等运动中经历更为深重的磨难。然而，他们也是最早超越个体苦难的人。因为民族国家的需要，改革者尚未来得及舔舐自己的伤口，就毅然踏上了改革发展的新征程，再次奉献自己的光与热。屈原在《离骚》中高唱“虽九死其犹未悔”，这一表明自我心志的声音，也是中华民族脊梁式人物最恰当的人格写照。为国为民的不悔志向，是构成改革者英雄内涵的重要特质。永远都相信希望并为之付出努力的态度，使他们始终能够引领时代。
改革文学里的中年、老年两代改革者，都经历过动乱岁月的“洗礼”。他们往往因言获罪而沦为阶下囚，成为“极左”政治的牺牲品，饱受羞辱与折磨。然而，他们并没有被苦难击垮，仍然坚守着社会主义的理想。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与不屈的斗志，他们无法捱过艰难的岁月，更别说意气风发地迎接新时期。他们是命运的强者，也是时代的强者，他们的存在昭示了经历浩劫的民族走向未来的希望。乔厂长大刀阔斧的改革行为固然吸引人，然而他对理想信念的坚守更值得钦佩。乔光朴曾经把电机厂经营得蒸蒸日上，但是在“文革”中却被打成了“走资派”，住进了“牛棚”，他的妻子也在“文革”初期含冤而死。即使如此，恢复自由后，乔光朴没有纠缠伤痛，没有以受害者自居去享受“补偿”，他毅然选择了担当责任。“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不是抚摸着‘伤痕’呻吟叹息，而是迅速治愈身上的创伤继续投入战斗。”在家国危难之际挺身而出，是任何时代英雄的基本特质。在乔光朴看来，这不过是出自共产党人觉悟的应有举动，“我不过像个战士一样，听到首长说有任务就要抢着去完成”。①在改革者形象身上，都有着乔光朴这样“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一矿之长》中的丁海川身上沾满了“伤痕”，他曾经被打成“走资派”，在“牛棚”中肋骨被打折了三根，但是，“文革”结束获得平反后，丁海川转瞬就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了生产建设之中；《跋涉者》中的知识分子杨昭远，因为在历次运动中敢于说真话，而一直被批判被监管，在他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后，一如既往地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李国文《花园街五号》中的刘钊，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的人，不迷信上级，也不紧跟运动，这注定了他要饱尝被“极左”政治批判的苦痛，然而，当重新站在新时期的舞台上，他依然无怨无悔地投身于改革事业。
苦难不足以使真正的英雄沉沦。他们能超越苦难，忽视个体的创伤与疼痛，放眼民族未来。在他们看来，个人只有为民族奉献光热，生命才有价值。《花园街五号》的主人公刘钊说：“一个共产党员，老是惦念着个人的安危得失，那算错投了门！”其实，支撑改革者“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守精神的，是他们永远把国家民族兴衰置于个人得失之上，这也是改革者的共性特征。“改革者之所以能够义无反顾地献身改革，主要在于他们心目中已经淡化了个人的利益。”如果稍微顾念一下自身的荣辱得失，乔光朴也不会放弃电气公司经理的职位，主动去当电机厂的厂长了。一方面经理职位既省心又舒适，“他现在占的位子太好了。‘公司经理’——上有局长，下有厂长，能进能退，可攻可守。形势稳定可进到局一级，出了问题可上推下卸，躲在二道门内转发一下原则号令。愿干者可以多劳，不愿干者也可少干，全无凭据；权力不小，责任不大，待遇不低，费心血不多。”另一方面电机厂是一个濒临崩溃的烂摊子。按照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来说，无论如何都应该选择现在的岗位，而不是冒风险去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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