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哲学视野下的中外人文精神》：
罗马人是天生具备政治、法律直觉的民族，他们为自己树立的种种理想和品质，极好地体现了现代国家所谓的“公共生活”的典范。从现代欧洲国家历史文明发展的角度而言，十五到十八世纪，所谓文艺复兴，很大程度上也包括对罗马文化的复兴。就现代国家的政治制度、文教思想来看，现代意义上的（欧洲）国家与古罗马也极更为接近。
但是，如果与古希腊的哲学思想相比，古罗马的哲学思想和精神魅力仿佛存在于灯盏的影子之下。或许因为古希腊哲学的智慧之光在西方哲学史上太过夺目，又或许是因为古罗马的政治和法律在西方后世影响之长久深远，相形之下，古罗马时代的哲学无论与古希腊哲学相比，还是与古罗马时期的政治成就相比，都略显黯淡。但我们却不能因此就忽略了这个时代的哲人与哲学思想，因为每个时代都以自己独特的姿态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而我们要更好地懂得人类思想与生活状况以及为何成为今天的模样，若不能很好地以史为鉴，以历史上关键阶段及其重要人物和思想为切人点，便可能会影响我们对自身及当下的理解与判断，更何况，古罗马在西方历史上曾经如许辉煌，对西方后世在现实制度层面影响如此巨大，所以，要准确认识西方当今乃至我们自身的思想问题，古罗马尤其值得关注。
我们在铺展古罗马的思想图景时，将重点介绍西塞罗的思想，因为他为古罗马做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为古希腊所做的事情，奠定了罗马人的精神底蕴。一方面，西塞罗在传播古希腊思想方面功不可没，另一方面，他又改化古希腊思想，使之融人他对政体、法律等政治哲学问题的思考。对于西塞罗哲学思想的探讨，我们将集中在他的一部重要的政治哲学思想著作——《论共和国》。
哲学并非罗马本土的产物，对于罗马人而言，哲学属于舶来品。西塞罗《论共和国》中的一位对话者曼尼利乌斯提到一个传说，几乎可以算作罗马人接触哲学的最早记录（11.28-29）。他提出，据说罗马的第二任国王努马是毕达哥拉斯的门生，或者至少属于毕达哥拉斯学派。但是这一传说的提出当即被斯基皮奥否定，因为根据历史年代判断，直到努马死后一百四十年，毕达哥拉斯才第一次来到意大利，斯基皮奥指斥这传说完全是愚蠢、荒谬的虚构。曼尼利乌斯得出结论：“我们不是靠海外舶来的科学，而是靠本地固有的美德变得富有教养。”由此可见，古代罗马本土精神品性曾经和哲学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张力。
公元前161年，罗马曾经发生过正式驱逐哲人和演说家的事件，事件的政治背景并不清楚，但是到老加图“驱逐”哲人一事已经有了清楚的记载。事情发生在公元前155年，希腊派遣三名哲人出使罗马，分别是学园派的卡涅阿德斯（Carneades）、逍遥学派的克里托拉乌斯（Critolaus）、斯多阿学派的第欧根尼（Diogenes），在当时四大哲学派别中，只有伊壁鸠鲁学派没有派遣代表。西塞罗指出，之所以派这些人作为使者，大概主要因为他们的论辩技巧。这些哲人不仅在外交事务中运用论辩技巧，并且也对公众发表有关哲学论题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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