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冬季是一个冰天雪地的冬季。这时的父亲早已不在楚水县城。在乡下。他和爱因斯坦一样做了右派。母亲正是在这一年怀上了我。母亲无比惊喜地告诉父亲这个秘密。这是初次怀孕的女人常规性做法。母亲把父亲拽到土灶后头，压低了声音说，她可能“有了”。父亲望着母亲，父亲的脸上顿时刮起了西北风，残荷败柳东倒西歪，呈现一片冬景。父亲沉默了好大一会儿，阴了脸说，知道了。随后开始了漫长沉默。父亲的沉默像刀片，能把你的肉一点一点割下来。父亲在几天后对母亲说，你最好回城里“做掉”。母亲说不。母亲接下来问干吗要“那样”？父亲便不开口。母亲这时随父亲来到乡下，在破庙里教孩子们四则混合运算以及《收租院的故事》。母亲沉默了一会儿说不。面对母亲的固执，父亲的固执表现得更为内在和有力。他拉下一张瘦脸，皱纹都绷直了，终日不说一句话。父亲不肯和母亲对视，甚至不碰母亲端上来的饭碗。父亲的沉默带有巨大的侵略性，可以压断他人的神经（所谓他人其实只有母亲）。父亲的沉默在其他方面用得却极其拙劣，他用沉默进行政治斗争，结果输得一塌糊涂。他们把父亲赶到了乡下，让他面对泥土和牲口，他们让父亲和泥土与牲口比试，看看泥土、牲口和父亲谁先开口讲话。但母亲终于让步了。母亲端上碗对父亲说：“我回城去。”父亲听了母亲的话也做了让步，他接过母亲送来的麦粉粥，沿着瓷碗喝了一转。他们相互看了一眼，幸福得伤心死了。生儿育女是父亲绝对不敢正视的东西。我觉得父亲的苍凉心态已经体悟到生存极限。大悲悯与大不幸使他学会了正视家族生态。他把自己当成了我们家族史上的一块石碑，他的存在只意味着家族生命的一件事：到此为止。我认定父亲一定有过自杀的念头，他没有自杀成功只可能是技术上出了纰漏。
母亲的手术没能如期进行。偶然因素在历史的节骨眼上再一次站起了巨大身躯。我至今能看到它的黑色阴影。母亲的手术费在码头上给人抢光了。丢钱的愤怒坚定了母亲“不要”的决心，这多少有点不可理喻。回到乡村父亲就走到大队卫生站，他找到了赤脚医生。医生说，办法是有的，就是大人受内伤。父亲没有做声。医生给了父亲一整瓶奎宁。这种由热带作物“金鸡纳霜”提炼而就的特效药，专治疟疾，同时兼备收缩子宫之功效。鉴于这一效能，奎宁一度又成了堕胎良药。它成了乡村爱情悲剧里最有力的巨灵之掌。母亲接过奎宁后镇静无比。她倒出了一把，昂头吞了下去。几十分钟后母亲的脸上开始发白。她躺下了，当晚就神志模糊。母亲喘了大气说，下来了没有？父亲没有回答。母亲说，再吃、再吃、再吃。恐怖在这个时候袭上了父亲的心头。母亲已经完全不对劲儿了。母亲大病一场，堕胎却没能成功。我在母亲的子宫里坚守自己的阵地，直至最后胜利。我的头痛病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把奎宁。从记事起我的头就疼。我一直认为人应当头疼，就像长眼睛和流鼻涕一样理所当然。我看了《西游记》后才知道，即使是孙悟空也是不该头疼的。头疼完全是有人念咒。头疼是一件最头疼的事。它伴随着思想，成了我思想的前提和代价。
母亲病愈后没有放弃她的使命。她可能已经忘记了堕胎的初衷。只留下了一种心理愤恨。她开始为堕胎而堕胎，就像不少人为吃苦而吃苦，为拍马而拍马一样。母亲挑水、登高、深蹲、下跳，母亲在炎热的日子里拼命跳绳，绳索在她的脚下头顶呼呼生风。母亲从一数到两千，母亲累倒了站起来，生命不息堕胎不止。但母亲终于失去了信心。母亲逢人就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就是下不来？母亲说，你拿碾子碾吧，实在是下不来了。父亲动了大怒，沉默的父亲终于高声呵斥说，生，给我生，我倒要看看是个什么东西。沉默的人一开口往往就是真理与命令。母亲这时候相信了命。命就是这样。命中一丈难求八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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