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个小说还有关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一辈子的恩怨我到现在还不能理解，只有一点，我父亲最后的净身是母亲和我完成的。母亲给父亲擦下身的时候擦得特别的仔细，待她擦完了，母亲又给躺在芦柴席上的父亲穿上了衣服，死去的父亲像是母亲怀里的孩子，任性而自私。母亲费尽了力气，而他丝毫没有任何感谢，跟和生前的脾气一样。
平时要到生产队做工，而做芦柴的时间是利用一天时间的边角边料，母亲就特别盼望下雨，只要下雨，每个人都必须窝在家里，这样流水作业线的人员就齐整了。往往到了下雨这一天，母亲就会很大方地在锅里煮上一大锅面疙瘩，然后像妇女队长一样说，多吃些疙瘩，多吃些疙瘩，上午就开工。母亲负责铡芦花，用小抽钩给芦柴开膛破肚；父亲负责碾；我、素兰和爱兰负责剥柴衣；大姐红兰负责编织。大姐手快，常快得我们五个人都跟不上她的速度，刚见她坐在地上替一张柴席“起头”，一会儿就看见她在替这张柴席“塞边”完工了。如果是晴天，打谷场上的石磙子可以用，我们加把劲，在母亲的怒斥声中跟上红兰的速度是应该没问题的。而到了下雨的时候，开膛破肚过的芦柴要变“熟”，就需要用榔头捶，这是父亲最不愿意做的，但为了儿子的将来，父亲只有用榔头捶下去。一小把一小把，可速度还是慢，往往父亲还没捶熟一把芦柴，没有原料供应的红兰就坐在做了一半的柴席上发呆了。这样，母亲设计好的流水线就断了档，往往这时候，母亲的脾气就上来了，话就说得不好听了。父亲昕了，当然不舒服，手中的榔头落到地上的声音也不一样了，战争的乌云就笼罩在我们的头顶上了。不过，很多时候，母亲是忍让的，只要父亲手中的榔头发出异样的声音，母亲就不发脾气了，反而像哄我们一样哄父亲，母亲一软，父亲也就不好发脾气了。做芦柴席的流水线阻塞了一下，又顺畅地流下去了。等到晚上的时候，最早结束工作的母亲就会到厨房炒上一盆蚕豆，然后夺过父亲的榔头，对父亲说，去弄两盅吧。父亲不让，母亲就会喊父亲的名字：周益民。母亲喊到第二遍的时候，父亲就站起来了，慢慢地跑到桌子边“弄”酒去了。
那些下雨的日子里，也有母亲不让父亲的时候。与父亲的慢速度相反，母亲的动作就很快，抽柴抽得飞快，只见她手一拉一拉，一根芦柴就被开膛破肚了。当时我负责把母亲抽好的柴抱到父亲的身边。父亲依旧在不紧不慢地捶，有一下没一下的。母亲看了父亲好几眼了，父亲还是这样，母亲就忍不住了，说，周益民，我跟你换。父亲不吱声，不吱声表示否定。父亲还在有一下没一下的，他只能捶柴，他的手不能剥柴衣，不能抽柴，一剥一抽就会有芦柴刺戳到手中去。母亲越是着急，父亲越是不紧不慢，还放了一个屁。我们还没来得及笑，父亲手中的榔头就飞了起来，落了下去。榔头柄断了，父亲的一屁把榔头打断了，这样的喜剧就是父亲主演的，还经常上演，我们都笑翻了，而父亲一脸的严肃，他是天生的喜剧演员，有时候，很少笑的母亲也会被他逗笑起来。
榔头总是坏，谁也不能怀疑父亲在上面做了手脚，流水线要延续，就得到邻居王四妈家借，我们都抢着去隔壁王四妈家借榔头，但这样的好事往往被母亲指派给爱兰。爱兰很不情愿，有时候借的时间长，有时候借的时间短，不管时间长时间短，母亲都会骂爱兰。爱兰不怕骂，说起刚才去借榔头的种种细节，有些细节明明就是爱兰自己编的，可我们相信，实在太无聊了。就在我们这边闹笑的同时，父亲在那边还在有一下没一下地捶着芦柴，圆滚滚的芦柴在父亲榔头下咯嚓嚓地碎裂着，躲避着。父亲说，这榔头怎么这么生？父亲话没说完，他又放了一个屁，我们没有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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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