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论》：
与此相应的中国传统小说，也就从未展示被异化了的人的精神图画。因此，意识到自我被异化，意识到自我独立存在价值被社会所覆盖，这恰恰是人的自我意识的复苏和觉醒的重要标志。实际上，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是社会觉醒的前提。在封建文化体系中，人的异化未被小说创作主体充分地意识到，固然有社会的客观缘由，但更重要的是创作主体的意识没有复苏。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比现实主义更进一步的西方现代主义便不会受到接纳。这样一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就失却了在中国小说由传统向现代转换时存在的土壤；相反，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却在这一转换期的中国找寻到了存在与发展的土壤。
现实主义的文学是在反对中世纪的神学和封建文化中脱颖而出的。它关注现实人生，致力于人的个性弘扬，批判那些妨碍人的个性发展的桎梏，这样的品格，恰恰契合了中国现实文化发展的要求，使中国新生的现代文学获得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参照系，这也是为什么在五四文学伊始，挪威作家易卜生会成为人们借鉴典范的原因。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人民公敌》等剧本，表现了个体对社会的对抗，表达了对个性解放的呼吁，讴歌了个体对社会规范等羁绊的彻底反叛。所有这些，使五四新文学寻找到了共鸣的基点：一方面，觉醒了的人，面对生活在铁屋子里正睡熟的人们，进行着绝望的呼唤，尽管他们如置身于荒原，没有一点回音，但觉醒了的人依然犹如杜鹃啼血，不改其无悔的启蒙抉择；另一方面，觉醒了的人，还要面对来自精神世界的桎梏，进行着艰难的自我蜕变，把自我的一切置于阳光下，自我舔舐伤口上的脓血，这更是一个艰难的凤凰涅槃的历程。由此说来，五四新文学就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图景：一方面，觉醒了的个人和外来的阻碍着个性的一切势力进行决绝的斗争；另一方面，还要和自我精神深处的文化惯性进行同样决绝的战斗。这也是易卜生的“世界上最有力的人是最孤独的人”这一经典话语被启蒙者奉为经典的重要缘由。与此相反，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并没有成为五四时期的文学主潮，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了。
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在西方的文学现代进程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西方的个性意识与社会规范意识的最早对抗都可以体现在浪漫主义的文学中。鲁迅早在1907年就对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了强烈共鸣，并期望促进中国的“摩罗诗派”产生：“迨有裴伦，乃超脱古范，直抒所信，其文章无不函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平和之人，能无惧乎？于是谓之撒但。”①“故其平生，如狂涛如厉风，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涤，瞻顾前后，素所不知；精神郁勃，莫可制抑，力战而毙，亦必自救其精神；不克厥敌，战则不止。而复率真行诚，无所讳掩，谓世之毁誉褒贬是非善恶，皆缘习俗而非诚，因悉措而不理也。盖英伦尔时，虚伪满于社会，以虚文缛礼为真道德，有秉自由思想而探究者，世辄谓之恶人”②。显然，鲁迅在这里借对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介绍和推崇，期冀的正是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与大胆张扬。在鲁迅侧重介绍和认同的西方“摩罗诗派”的精神内涵中可见，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创建主体所认同并企图输入到中国文学中的基本精神，正是那种“重个体而轻群体，重精神而掊物质”的现代精神，他们主张个体在和社会的对抗中显示出个体的精神特征，这种个性的自由发展正是由此而获得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而“摩罗诗派”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哺育了五四文学的先觉者那种反叛既定的社会秩序、创造一种符合人发展的社会精神。这种新的文学精神和中国传统文学精神相比，自有其新的意义。
作为欧洲的浪漫主义小说，对于中国的现代小说有着较大影响的主要是卢梭的《忏悔录》。它以自我忏悔的笔法，把法国传统社会中的那些虚伪、礼教与道德彻底粉碎。在卢梭以前，人们从未有过这样的勇气，把自己放置于“人”的位置上，对自己的那些虚伪私生活以及内心的或卑鄙或高尚的心态进行如此彻底的剖析。《忏悔录》的出现，使文学在对人自身的观照中获得了新的基点。具体说来，卢梭的这种自我忏悔意识在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中获得了清晰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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