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窠娘》：
那天，王婆婆硬说楼梯上的水是娘故意洒的，站在房门口“娘西（死）娘倒”地骂。娘不会吵架，关上门在屋里气得发抖。我冲出去，抓住王婆婆，想吵，没胆子；想骂，又不会，直气得眼泪像自来水哗哗流。娘一把拉我进房门，搂住我说：“骂人就是骂自己，别理她。”晚上，我用粉笔在王家门上画根黄豆芽，旁边写：“黄豆芽臭了！”娘悄悄地用布抹掉，劝我说：“做人，嘴巴凶没用！真本事是做出来的！”
王家搬走后，搬来了一家山东人，会做馒头。女主人蒸了一屉馒头总会送几只给我们，娘每次都回一份礼，两家处得挺好。不久，发现几个女孩头上都生了虱子，娘觉得不可思议，我们家孩子怎么会生这种东西，后来才发现，这家山东人不洗澡不洗头，家里异味很浓，几个女儿头上都有虱子，娘气坏了，与女主人理论，女主人强调夺理：“吃了邋遢好做菩萨！生几只虱子有什么稀奇？”妈知道后，好言相劝，送给他们去虱药，才消灭虱子。从此，娘每天在门前扫地拖地板，洒消毒药水，还禁止我们吃他们送的馒头，更不许我们去他们家玩。女主人怀恨在心，常常地暗喻娘没有儿女：“清爽，清爽，太清爽嘞！”娘不与她争论，只是严密地管住我们，不许靠近他们一步。
山东人搬走后，来了扬州人，夫妻俩带着个盲女儿。女儿十一二岁，出生就眼盲，她不下楼，整天坐在竹椅上发呆。母亲不工作，单靠男人摆小摊，生活十分艰难。盲女也许是怕受欺侮，非常自闭。娘有时送她馄饨、菜饭，她要等母亲尝过才肯吃，也从来不知谢。有次娘看她小辫子散了，想帮她梳头，谁知还没碰到她，她就大喊大叫，她母亲正在楼下提水，急急上楼，不问青红皂白，一口咬定是娘欺侮了孩子。一时间，盲女哭，大人骂，邻居以为发生了什么事，都涌来看。女人对着邻居大骂，吓得大家四散逃走。从此，我们放学时娘总等在楼梯口，一个个轻手轻脚地上了楼，关上门，她才松一口气。一个女人，唯一的孩子残疾，又穷，其心情可以理解，但那时我们不懂事，只遵循娘的教导，惹不起躲得起，同情心都被吓跑了。
扬州人后来付不起房租，搬到棚户区去了。最后搬来一对老夫妻，女的特别胖，大家叫她“大块头”。“大块头”不上班，老头出门后，她没事做，整天东家长西家短。她家窗口对着楼梯，二楼、三楼凡有人来，她就伸头出来看。我家一开门，她也要看。谁家有一点事，她添油加醋说得全弄堂都知道。全楼的人都讨厌她，娘给她起了绰号：“特务”。
“大块头”其实很可怜，是老头的续弦。她不工作，年龄比老头小得多。也许是担心老头如先死，她没生过孩子，将来无人养老，因此，特别小气，一分钱恨不得掰作两半用：老头常抱怨没菜吃，为此常发生口角。前妻的儿子偶尔回来看父亲，“大块头”如果事前知道，准躲出去——可以不烧饭。父子俩常买一副大饼油条打发一顿。如果“大块头”在家，更糟，常常饭没吃先吵起来，每次吵得那儿子擦擦眼泪饿着肚子走了。然后，夫妻关上门窗吵，老头哪是她的对手！
娘看不过去，有次见那儿子走，她包了两只茶叶蛋追上去。儿子不敢拿，娘说：“我不会说，你放心吃。”儿子在街上狼吞虎咽，娘回家后拭着泪说：“作孽！呒没娘的囡，苦哇！”因“大块头”凶得不得了，这样的善行只能偶一为之。后来，那儿子不来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没处去打昕。娘常常想起这孩子，她说：“宁跟讨饭娘，勿跟做官爷！晚娘心如毒蛇，可怜这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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