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 88岁的炳娣去世了
1981年的秋天，88岁的祖母邱炳娣在家乡去世，我们去送她最后一程。
我的家乡坪山汤坑高另村，据说1928年从不远的老张屋村迁此地建村，因地势较周边高，故取名高岭。奔丧这年，村子还叫高岭，何以更名“高另”？1990年建设横坪路，村子迁址在原村旁重建，“岭”错写为“另”，这天差地别的偶然之错，让“高另”沿用至2020年的今天，它属深圳市坪山区碧岭街道办事处汤坑社区。
20世纪70年代中末期，炳娣脑梗中风，佛山城里的医生说她年龄太大，没有治疗的意义，不肯收留入院；且所有探访的亲友看到昏沉不醒的她，都判断她将不久于人世。我们都堕入了等待的日子，这煎熬的过程将另章叙述。结果，炳娣渐渐醒了，半身不遂，但还能够表达死后不火葬，要埋在家乡的愿望。父亲遵从她的愿望，专程送她返回家乡坪山汤坑。
从此，她和小儿子以及孙女们一起生活，没有离开过祖屋几百平方米的范围，天气晴朗的日子会在院子里晒晒太阳，80多岁高龄，神志已经不太清醒，身体状况也时好时坏。
她或清醒或糊涂地等待着死的这一刻有多长？2年？3年？4年？
等待再等待，大家已从最初的哀痛中缓过来了，似乎都在努力不去想逼近的时刻，时间把我们牢牢拴在一根绳索上，逃不掉就索性忘记它，忘记存在的时间，成了这一场“死”的准备。因为过早做好了她即将离开的心理准备，当死讯降临的时候反倒波澜不惊了。
我默默跟着父亲张德（又名大朋），从深圳城里到坪山，再从坪山到汤坑那个他出生的小村子，村里尽是凹凸不平的黄泥路。车子行进在颠簸的途中，我和父亲一直沉默，没有像丧失至亲那样号啕或哀鸣，车窗不时倾斜，一霎又正回来了，坑坑洼洼也不失平静，跌宕不过像几点阳光洒落时不小心溅在枯萎的落叶上，记忆在晃来晃去的时间缝隙中偶尔一闪，落在杂碎的现实中。
车子行走在深圳东北部的坪山盆地，四周的山峦凹缝里散落着许多小村落。车窗外，一畦一畦的稻田和一丘一丘的矮山，包裹着绵延曲折且不知名的回乡路。车子越来越接近那几个和我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小村落，其中的汤坑和我最为密切，附近有海拔约526米的打鼓岭，三洲田水库在西面，坪山河流过村北，汤坑和黄竹坑隔着一个小山坡，和碧岭连着一脉水。
车窗之外的“高另”离我越来越近，炳娣的“死”被我刻意挪到一个自信可以冷观的位置，与“死”相对的生命终结的观照，竟然有丝丝如分娩那样伴随了痛苦的欣喜，超越了悲哀伤痛……
我跟着父亲踏进祖屋。
客家大屋的窗子比簸箕大不了多少，近30平方米的厅堂不太明亮，脚一落门就看到角落围着一圈人，圈里有妇人低声哼唱。
之前，我参加过城里七八宗追悼会，殡仪馆的美容师为“死亡”美容，努力消除人们的恐惧。我肯定祖母不会像电影里盖着干净白布，也不像殡仪馆涂了脂粉，但会躺在棺材里或卧室的床上。 我笃定地跟着父亲一直往前走，那圈人看到我父亲都让开了一条缝，歌声也停了。伯父早在40年前病逝，接着祖父在1943年的广东大旱之年得热瘟去世了，从此父亲就是顶梁的男丁，众人恭恭敬敬地把父亲让进圈里。
我也跟着挤进去，毫无准备地看到了摆放在硬地草席上的——
所有的来人，亲近如父亲和我，疏离如一点点沾亲带故的同族村人，全都默然地看着摆放在面前的她，裸着身子的炳娣……
赤裸的一具尸身，如此不商不量闯过来，我好像被什么重物击中了。她死了，没有更好的词语可以形容这一刻，无法呼吸的一种重，就是平日毫无感觉的空气突然撤离的那种压迫窒息感，来了。冷冰冰且透不过气的重量，踏在我的胸膛上，击中我一路而来的冷静，不知不觉和屋子里的人，冰柱子似的凝固在一起，竖在炳娣的四周。
只有一个人在动，一个干瘪枯萎的老女人，好像地豆（花生）叶子那么一点点，比炳娣的尸体还短小半截。她衣着整齐，戴着耳环和镯子，这些身外物晃晃荡荡显得她更细小单薄。没想到她就是我早就认识的黄竹坑（炳娣娘家）的舅婆。我幼时第一次回乡，没有车，我和弟弟就坐在她挑的一担箩筐里，一人坐一只晃荡的筐。可我已经认不出她了，也不知道她的名字，直到我为了写这一本书，找到了家族中的长者天送（志忠）叔，也只知道她姓林。
舅婆为祖母洗“尸”，她蹲在大铜盘边，捋起宽阔的衣袖，镯子不时碰撞铜盘，发出“当”的声音，穿过尸体又穿过我。她弯曲的手指像常见的僵硬的鸡嘴，叼起小毛巾，从脸开始啄一直啄到阴部，她俯低身子，食指抵住毛巾，令人狐疑地一点一点抠了又抠，那里有抠不尽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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