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江南小说论》：
作家审美心理的形成，和作家个性的塑造是一样的，是一个缓慢而持久的过程，这中间要历经熏陶、积累、整合和创新的复杂过程，才能达至臻境。在这个过程中，有的接受是自觉的、自省的、自察的，但很多时候，却是无意识的、不自觉的，是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但是，即便是这种潜在的影响，也不完全是无迹可寻的。
作家文学创作或审美心理的最早缘起，往往在童年时期。这在很多作家的回忆录和创作谈中十分常见。这种童年的影响至关重要，甚至于决定了一个作家一生的创作走向。比如范小青在《关于成长和写作》中就谈到了这种影响，她说：“前辈作家的影响和自己童年少年生活的影响，都是形成我创作风格的重要原因。地域性的艺术视角也是来源于生活的影响和对生活的感悟，我在苏州写作的最大感受，就是我是一个苏州人，我与苏州是融为一体的。”当然，这种童年体验对于作家的影响并不是直接显现出来的，它也有一个变形、重塑、升华的过程。对此，弗洛伊德曾说：“在所谓的最早的童年记忆中，我们所保留的并不是真正的记忆痕迹而却是后来对它的修改。这种修改后来可能受到了各种心理力量的影响。因此，个人的‘童年记忆’一般获得了‘掩蔽记忆’的意义，而且童年的这种记忆与一个民族保留它的传记和神话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文化氛围的形成、发展，是一个不断积累、不断丰富的过程，同样的，作家的审美心理的形成与成熟，也不是童年时期就决定了的。事实上，作家审美心理的形成，更大程度上取决于青年时期。如果说童年时期对文化的接受是一种被动和不自觉的无意识状态，那么这个时期对于文化的接受更趋向于理性和思辨。但这种理性，还带着十分强烈的感性色彩，这种思辨还不稳定，带着某种犹疑和不自信。比如余华，在他早期的写作中，并非一下就确立了自己的写作风格，而是在经历了多方面的探索之后，才逐渐找到属于自己的创作方向。
陆文夫说：“我发现，在我和许多人的身上都有两种心理，一种是习惯性，它和惰性很相近，即习惯于自己所熟悉的东西，碰到自己不熟悉的东西总好像有点不舒服似的。另一种是奇异性，这种心理充满了活力，总是想知道、看到、经历过一些自己所不熟悉的东西。习惯使得世界相对地稳定，奇异性会推动世界向前发展。习惯性常常是在自己的生活之中，奇异性经常是在未知的想象里。”这种习惯性就是文化氛围熏陶下的不自觉的选择，也是一个作家审美心理的底色。比如我们阅读麦家的作品，你依然能够从他风云密布的谍战故事中嗅到江南文化的印迹。不管是《暗算》中对于江南小镇的优雅描绘，还是《解密》中宏阔的江南时代背景，都不难看出江南文化在麦家小说中的游走与挥洒。麦家说，他的创作受到了博尔赫斯和卡夫卡两位作家的重要启发。博尔赫斯改变了麦家，改变了他对文学的认知。如果说博尔赫斯对麦家的改变更多的是在文学观念上，那么卡夫卡的影响，则较多地体现在写作状态和创作个性上。和卡夫卡一样，麦家从小到大，一直处于一种压抑的环境中，对外部世界有一种持续而紧张的戒备。卡夫卡主张回到自己的内心生活，麦家也认为文学和心灵相关，生活的最好方式，就是写作，沉思冥想的内心写作。我们当然不能否认这种影响，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麦家对于小说迷宫般存在的建构，以及对于人类命运奇幻迷人的展现，可能也根源于江南文化中奇异而神秘的美学要素。
当然，这种文化的影响，终归是潜在的、内在的，它并不凸显在外部世界的芜杂和喧嚣中。同样的，即便是处在同一文化的影响下，由于不同个体的独特性，每个作家的审美心理也是全不相同的。作家汪曾祺从江南文化的诗性和唯美中，提炼出了自己独特的审美情趣和艺术理想，他亲近沈从文、废名等人的无功利的审美传统，从而排斥功利性的审美追求。这种亲近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从而实现了心灵与写作的同频共振，才会为我们留下了一曲曲动人而美妙的水上乐章。作家苏童则从江南文化的奢靡和堕落中，生成了自己绮丽而阴郁的小说美学，他更倾向于西方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颓废诗学，但同样地拒斥一种现实主义的审美需求。在不同的时期，作家因为对于生活的认识的深化和变化，也可能会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和审美追求，采用不同的创作手法来抒发内心的情感和对世界的认知，以表现自己崭新的审美理想。比如苏童21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就更趋向于现实主义的书写，以此来构建自己新的小说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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