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言之，阿乙的优势是在描写底层尤其农村的犯罪，并关系着一种相互对应的文化背景，这是他所熟悉的领域，叙事上优裕自如。如果他想越出此领域一步，借农村题材表达某种与题材本身无多关联的主题，一定会失败。意图的简单常常会削弱情节的丰富性，此为一定之理。他近期的长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即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在这部长篇中，他先前那些最为擅长的描写，恰恰成了一种短处、一种缺陷。
与阿乙中短篇小说情节描写上的丰富性相反，这部长篇的内容甚至都可以说太过简单，不夸张地说，用几句话即可概括其全部故事情节：一个农村青年学生因贫穷受辱、穷极无聊而杀死自己的女友，被捕后告白自己只为杀人而杀人，关进牢房里竟然认为此时正可思索人类都要经历的少趣无聊的一生。
小说的意图是外显的，要借一桩杀人事件来表现人的存在的无意义状态。可是，意图太强烈了，反而使叙事难以承担其功能，于是在描写上虚虚实实，近乎于卖关子：杀人的理由，一定要追问下去，那就是没理由。简单地说，作者没有给出一个至少在表面上让人信服的理由：一个农村青年来到城市读书，受了自家婶子的歧视，郁积于心中的委屈、愤恨等等转化为仇恨的力量，最后于不得不爆发之际，将自己的女友骗来，捅了几十刀。关于理由，杀人者有两种说法：一是他无力杀掉自己的婶子，只好对付一个弱者；二是其婶子根本“不值得一杀”，他要毁掉一个代表了美好的人，毁掉一个有价值的人，那才是一种没有杂质的、“纯粹的杀”，即为杀而杀。
作者在序言中说，他写小说之前，读到一则关于学生杀死自己同学的新闻，几个月后，这则报道在他的内心变得强烈起来，终于诱发了其写作。实际上，这种新闻毫无价值，除了那种别有用心的恶意炒作之外，没有丝毫的意义。学生确实背负着包括学业、生活在内的压力，严格地说，这种压力折射出的仍然是存在问题的社会机制。大体而言，学生是一个相当单纯的、仍在成长的群体，不会对世界产生厌倦乃至仇视情绪，即便在这个群体中发生过杀人行为，那也是偶发现象。将一种偶然当成必然事件，此出发点即为有误。而欲在此偶然之中寄寓某种普遍性的理念，单从题材上说，即缺乏叙事方面的合法性。
不幸的是，作者要急于表现一种浸透到骨子里面的无聊感，一种关于存在的厌倦感，便不顾情节破绽、理由破碎，一路直奔主题：第一，让主人公毫无理由地杀掉一个人，然后打发他急匆匆地跑向逃亡之路，“唯有逃亡，我才能感到生命的充实”。第二，将主人公送进监狱，去思考人类的大问题，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再“安静的地方”，以便“更适合思考人类和宇宙的了”。思索的内容包括：人与动物没有区别，不过更为有意识地和它们一样干着抢夺食物之类的恶心事；生命最终无非变成衰朽的肉身，没有什么尊严；出生，成长，读书，结婚，生子，得病，死亡，“每个人都是这样”；人生失去意义，连意义这个词语本身也是无意义的；等等。这些内容并未转化为细节自身，很多时候以机械的、贴标签的方式出现，缺少内在生气。
小说的人物塑造也是失败的。从根本上说，这个人物身份虽为学生，出场时则是一个面目模糊的社会青年，无论从受教育程度还是人生体验方面来说，均无能力来思考涉及人类、宇宙之类的重大问题。这里有一个证据，是全部小说最致命的失误：主人公翻箱倒柜，偷拿了婶子家的一块玉佛，前去和玉器店的老板讨价还价，费尽心机，最后令对方付了两万元成交。正当交易时，一个乞丐出现了，主人公竟然顺手将其中一万元给了乞丐。
并不是说一万元不能给乞丐，给谁都可以。问题在于，当给出这个动作完成后，小说的内在逻辑已经自动生成，由此，细节本身就包含了确切无疑的信息，即，主人公已经全然不在乎了，不在乎人世，不在乎生命，一切皆不在乎。那么，他还在乎钱吗？因为他“下面”就要“该干些什么”了，干些惊天动地的大事，杀人，逃亡，然后在监狱那个“安静的地方”思考人类命运等等。可是，在接下来逃跑过程中，这个年轻人花钱却精打细算，每一笔都非常清楚，连小饭馆里十块钱卖三样“杂碎”的招牌也注意到了，这样的细节随处可见，简直就是一本流水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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