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不失为一部严肃的、丰富的、宏大的、里程碑式的学术著作。
勃兰兑斯在哥本哈根大学的讲演汇编成《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纵论法、德、英诸国浪漫主义和民主主义运动，涉及文艺、宗教、政治等。这部里程碑式巨制波澜壮阔，诗情如炽，不啻十九世纪上半叶欧洲文学之《史记》，亦是比较文学经典，闪耀着批判的光芒，张扬着追求社会公平进步的理想主义精神。
《流亡文学》聚焦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法国，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充满血与火，也催生了一批流亡作家，如夏布多里昂、贡斯当、斯塔尔夫人等，他们在流亡岁月里，坚持着独立思考和对精神自由的追求。
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上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
在“流亡文学”的名称下，我集中了一些比较健康的文艺作品来提请人们注意，在这些作品中反动还没有成为对权威的服从，而只是为感情、灵魂、激情和诗歌辩护，反对索然寡味的思考、精确的运算和受到条条框框和死的传统窒息的文艺。
我们仿佛看到流亡文学的作家和作品出现在一道颤动的亮光之中。这些人站立在新世纪的曙光中；十九世纪的晨曦照在他们身上，慢慢驱散笼罩着他们的奥西安式的雾气和维特式的忧郁。我们感到他们经历了一个恐怖的流血的夜，他们脸色苍白而严肃。
流亡文学是一种表现出深刻不安的文学。
流亡文学可说是十九世纪伟大文艺戏剧的序幕。
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之交，法国发生了空前规模的社会动乱和政治动乱。大革命的伟大思想和种种事件播下的种子开初在文学中基本上没有成长起来。它们无法破土而出，因为两个破坏性的暴政，即国民公会和帝国的专政，几乎接踵而来，横扫法国，使一切个人自由都被消灭了。前一个恐怖专政使所有政治色彩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公众舆论不完全一致的人，不是被吓倒、被流放，就是被送上了断头台。贵族、王室、教士和吉伦德派全都向它屈服，人们逃往安静的瑞士或是北美荒凉的草原，来逃避消灭了他们的亲人并威胁着他们自己的命运。后一个恐怖专政则迫害、囚禁、枪杀或是流放了所有不甘沉默的人（这种沉默只允许对皇帝的欢呼声打破）。正统党、共和派、立宪派、自由分子、哲学家和诗人都被这无所不轧的碾子所轧碎，除非他们愿意逃往四面八方，到帝国的边界以外去寻找藏身之处。这在那个时候是不容易的，因为帝国正在迅速扩大，一口吞并了德国和意大利，它的大军紧紧跟在他们身后，似乎没有地方安全，连逃到莫斯科都会被撵上。
在这两大暴政期间，一个法国文人，只有远离巴黎，在寂寥的乡间过死一般寂静的生活，或是逃出国去到瑞士、德国、英国或是北美，才能从事他的创作活动。只有在这些地方，独立思考的法国人才能存在，也只有独立思考的人才能创造文艺、发展文艺。这个世纪的第一批法国文学家来自四面八方，其特点就是有反抗的倾向。我不是说这些人在某些根本原则上是一致的，相反，他们常常是极不一致的，但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憎恨恐怖统治和拿破仑的专制。不管他们过去情况如何，不管他们在王政复辟之后会怎样转变，也不管他们是文艺上的革新派、反动的正统派或是自由主义反对派，他们在世纪初都一致反对当时的社会秩序。他们的另一共同之点是，作为十八世纪的继承者，他们处境都很困难，因为这个世纪留给他们的遗产正是他们所反对的那个帝国。他们中间有些人愿意放弃这个遗产和有关的义务，另一些人则准备接受这个遗产，条件是能拒不承担义务，大家都感到在新的世纪里思想发展必须以新的设想为依据，不能再按旧世纪的设想行事。十九世纪的大门打开了，他们在门前凝神窥望，预感到会看到什么情况，甚至相信已经看到，各自都根据自己的禀赋和愿望，想象新事物是什么样子，并作出自己的解释。因此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带有一些先驱的味道：他们身上体现着新时代的精神。
在法国，文艺复兴的天地比欧洲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加广阔，因为法国文学在十八世纪发展了形式主义。上层社会及学院的影响把文学束缚在所谓“高雅”的铁紧身衣里，成了僵固、贫乏、专讲形式的东西。长期以来法国都表现出这样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对外界的一切安排都有强烈的变革愿望，一旦决心要满足这一愿望时，就无法停留在适度的范围之内，而与此同时，在有关文学的各方面都相当保守——承认权威，维持一个学院，把条条框框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法国人已建立了一个共和国，推翻了基督教的统治，却还没有想到对布瓦洛的权威提出疑义。伏尔泰把传统打翻在地，用悲剧作武器向以传统为主要支柱的势力专制制度和教会发起进攻，却从来没有打破旧例，让剧情的发展持续二十四小时以上，或是让一个剧发生在两个地方。指古希腊戏剧遵循的“三一律”，即剧情要单一，不能发生在两个地方，时间不能超过一天。他对天上地下什么都不尊重，却严守诗歌的韵律。
在法国人推翻政治制度、打破旧的习俗时，不是法国人而是另一个民族改造了文学，重新创造了诗歌。法国对这时候的德国人很少了解，只知道他们喝啤酒，抽烟斗，在炉旁的角落里吃泡菜，对他们的小王公们像对族长一样地谦恭遵从，伏尔泰轻蔑地希望他们多几分口才，少几个辅音。正是他们在思想领域取得的成就超过了法国人在地域上取得的成就。在欧洲所有国家中，只有德国人在十八世纪有他们的文艺繁荣时期。就在十八世纪的下半叶莱辛和歌德使诗歌取得重大发展，康德和谢林使玄学有了突出的进步。这是因为在德国尽管什么都不自由，思想却有自由。
世纪初的法国文学自然受到德国的影响，这尤其是因为各国间这时开始进行持续的思想交流。大动荡、共和国和帝国引起的战事，把欧洲各民族推到一起，使他们相互熟悉起来。而受外国环境影响最深的，是那些由于这些事件遭到流放甚至终生流亡的人。对于出国征战的人来说，外国精神的影响只是浮光掠影，而对这些流亡者来说，却是深刻持久的。流亡在外的法国人被迫要对外国语言有较深的了解，如果不是出于别的原因，至少是为了用它在所在国教人学法语。正是这些流亡的知识分子对整个法国传播了有关别国特点和文化的知识。如果要给这时期的文学活动一个总的名称，恐怕没有什么比“流亡文学”更合适的了，因此我采用了它。
但这也只是一个名称而已，理解得不能过于拘泥，比如有些作家，尽管不住在巴黎，甚至不住在法国，却并不是流亡者，只要他们的作品属于同一类，硬要不把它们和流亡者的作品归在一起是愚蠢的；反过来，流亡者的某些作品却显然不是这个起丰富和更新作用的文艺运动的产物，而是复辟时期反自由的文艺作品。
目录
修订版说明1
出版前言1
引言
流亡文学
一夏多布里昂
二卢梭
三维特
四勒奈
五奥勃曼
六诺迪埃
七贡斯当：《论宗教》——《阿道尔夫》
八斯塔尔夫人：《黛尔芬》
九流放
十《柯丽娜》
十一向民族偏见和新教偏见的进攻
十二对于古代的新看法
十三《德国论》
十四巴朗特
十五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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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兰兑斯，创造性批评的大师。
——托马斯·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