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山东，是正儿八经的山东人！”胡兆富爷爷说。
我哈哈笑了起来：“怪不得爷爷您的声音如此洪亮。爷爷您的名字取得真好，您的名字，兆富，就是照拂呀，所以您一辈子就是在照拂别人，令我们学之不尽，学之不及。”
“小姑娘，你客气了。我讲讲我的故事吧。”我点了点头。胡爷爷非常慈祥，头发没有一丝凌乱。银丝一般的白发中还有少许黑发。微微下陷的眼窝里，一双深褐色的眼眸，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我是1926年出生的，是家中的老幺，5岁时，我娘生病去世了，13岁时，父亲生病去世了。我和哥哥姐姐都成了孤儿。为了活命，我们各奔东西，有的哥哥姐姐就再也没见过面。我一开始在地主家做小工养活自己。做小工比做长工更累，还会被地主等人欺负，说真的，当时为了养活自己，我只能这样咬紧牙关硬撑。不过说实话，我的倔脾气也是在这段时间形成的。我已经不怕苦，也敢于吃苦了。人活一口气，得挺直腰杆活着，不能丧失信心，也不能只会把苦水往肚里咽。所以，后来我也一直在关注外界，关注社会上的动静。我那时已经是十几岁的人了，心里隐隐有了一个想改变自己命运的念头。1941年，村子里来了地下党员，他们的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主要是发动贫苦农民，把他们团结起来，并筹备成立‘农民抗日救国会’（简称‘农救会’）。‘农救会’主要组织农民进行抗日活动，以及反霸斗争和生产运动。当时的我还只有十五六岁，属于赤贫人群，对外界充满好奇。有人动员我也去听一听，我就悄悄地去了。虽然听不太懂一些革命的道理，但是我觉得他们是为老百姓做事情，能够为我们带来生活的希望，所以只要是他们组织的活动，我都愿意参加。
“1943年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扫荡村庄，把我堂姐所在村里的老弱病残都杀了，把成年男子都抓走了。那时我已经17岁，懂得保家卫国的道理了，就毅然决然地离开村子去参军。我找到当时在我们村子里宣传革命道理的地下党员，他为我指引了大部队所在的方向。说实话，当时的我已经想好，哪怕走上十天半个月，哪怕要吃再多的苦，我也不怕，也不放弃，非要找到抗日的队伍不可。
“走了2天后，我终于遇到了泰宁抗日游击队，也说了是谁指引我找来的。经过考察，我就加入了抗日游击队。当时的分队长姓马，后来部队整编，加入野战军后，原先担任分队长的他当上了排长，后来又升任为连长（口述中胡兆富一直称他为“马队长”）。马队长是部队里第一个带领我、帮助我、培养我的人，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在睢宁战役中，我还从战场上救下过他。可惜，马队长没能等到全国解放，1948年牺牲在了济宁战役的战场上……”胡兆富的声音低沉了下去，然后停了一会，仿佛是对这位如老师般的领导的无声缅怀。
“我们的部队后又被编人八路军鲁南军区警备旅。一开始我担任通信员，后来领导了解到我认识一些字，在当时也算是一名‘文化人’，所以安排我在部队接受培训以成为一名能够在战场上救死扶伤的卫生员。我当时以为当上卫生员，手里就有枪，结果马队长告诉我，卫生员有的是救护箱，救护箱里有很多药，尤其是有很多绷带，哪个队员受伤了，就要用这些绷带为他们包扎伤口，这时我才知道卫生员和通信员一样是不配枪的。因为我参军最大的愿望就是拿枪打鬼子，所以我当时不是很愿意做卫生员。还记得当时马队长语重心长地劝我：‘你当卫生员，每次都能从战场上把伤员同志的生命挽救回来，这个作用，可比你拿枪与敌人战斗，不知要大多少倍啊！’听了这一席话，我就安心下来了，之后在许许多多战斗中，我始终坚持在一线坚持救治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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