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高大钧两次担任宝泉岭农场场长，时间长达六年。这六年正是农场进入大发展的时期。十万官兵进军北大荒，给宝泉岭农场输入了大批人才。作为老转业兵，他打心眼里欢迎这批有文化、有技术的新战友。当时，王震将军对宝泉岭农场寄予厚望，对他这个从延安来的有十年办场经验的年轻场长，也非常器重。王震曾多次对人夸奖高大钧，说他是个“种地迷”，干劲足，可以放开手来干。正由于这个原因，他从规模小的宁安农场，调到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宝泉岭农场来了。
1958年4月中旬，高大钧亲自部署接待转业官兵。两干多名转业官兵将分三批到达，涉及交通运输、住房、各种生活生产物资的调度保证，以及接待安置等大量工作。他还接到王震发来的紧急通知：预一师、预七师的转业军官也将同期到达，途经宝泉岭，挺进萝北，要求他速派修路员工，抢修通往罗北的翻浆、洼塘路段，使两师人员顺利通过。这对于当时物质条件较差的宝泉岭农场来说，负荷量之大，可想而知。高大钧发挥了他那指挥员的组织才干和魄力，短短几天内将一切安排得有条不紊，不仅接待和安置了来场的转业官兵，而且顺利地保证了预一师、预七师转业官兵的北进。那年7月，王震部长亲临宝泉岭农场，主持召开了合江农垦局所属八场的现场会，还带领大家参观了田间作物的生长情况和苗圃果树猪舍鸡舍。高大钧还陪同王震探望了转业官兵抢盖起来的草房和马架子，王震对农场情况很满意，他风趣地对高大钧说：“怎么样，一下子农场职工翻了一番，你的压力大吧？”高大钧答道：“我这人不怕压，你知道我的性子，越压越有劲！”王震听了，哈哈地大笑起来。
1960年，党中央批判彭德怀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农场也在“反右倾”。由于高大钧在生产计划上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而被错误处理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不服，向上级申诉。可是，农场继续开展对他的重点批判，还把连他在内的三位领导成员说成是“反党集团”，并立案审查，将反党材料上报鹤岗市委，市委始终未予批准。这时，王震闻讯，考虑到高大钧不便留在农场工作，便将他调到海南岛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
高大钧在海南工作近两年，王震去视察了两次，很满意。有一次，王震去广西开会，将高大钧召到跟前，让他重返北大荒。开始高大钧不愿意回去，他对王震说：“两年来在海南工作上路了，跟所长何康很合手，对那里的知识分子也有了深厚的感情。”王震说：“宝泉岭农场正处在生产困难时期，急需派得力的干部去。，’他一听，就坐不住了。正是1962年夏锄时节，高大钧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宝泉岭。当时，农场大田草荒严重。王震也亲自来到农场，他召开机关干部大会，当场官布为高大钧平反，说过去的批判是错误的，高大钧继续任场长。王震还当众为高大钧立下军令状，说：“今后书记、场长就是你，限你两年翻身，把农场生产搞上去！不然，我就撤你的职，罢你的官。”接着问会场上的人：“同志们，这样要求对不对？！”大伙齐声回答：“对！”高大钧见上下支持，就下定决心，带领党委一班人马总结工作，充分发动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陛，总算把地铲出来了，第二年生产就开始上升了。
坚挺的青松
1982年他担任总局顾问，不久就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但他仍没闲着，一直关心垦区建设。当垦区兴办家庭农场时，人们有不同看法，他就约同几位老同志一起下去搞调查，不避辛劳，亲自走了十多个农场、二十多个生产队，召开座谈会，找工人谈话，看机车，看场院，看庄稼长势……回来后，整理了一份长长的调查报告，并将这个实地调查得来的情况报给总局党委和国家农垦总局。他还受老干部工作部门的邀请，经常下场了解各级老干部的安置情况。他又担任了总局“关心下一代委员会”的工作，关心北大荒的孩子们的成长和教育情况……他已到了古稀之年，仍不断地为垦区的事业奔波。
有人好心劝他：你还恋啥？你在北大荒已干了快半个世纪了，北京那么多大官你都认识，你该找一找，进京安度晚年也好嘛。他听了，坦然笑道：“我留恋黑土地，这里洒下了我的心血。北京那么多大官，我有机会就向他们反映北大荒的情况。至于我个人的工资待遇、晚年安置的事，我压根儿不提，一辈子也不会去打扰他们……对我来说，身子骨硬朗，睡得着，吃得香，再为垦区尽点儿力，比什么都安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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