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的创作往往离不开自己的精神母题，综观史铁生的一生，他一直在创作中所苦苦探寻的，是普遍存在于人类之中的“残疾”与“爱情”这两个命题。史铁生的处女作《爱情的命运》发表时间是1979年，四年后，他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得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文中所流露出的理想主义情怀，令史铁生成为知青文学的代言者，自此史铁生开始受到文坛的关注。同时社会舆论还倾向于史铁生的残疾身世，并将他作为励志的榜样。1985年之前，史铁生关于知青生活的文学创作，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了时代的大众呼求，作品中所展露的温厚人情，如缓缓的溪水滋润着刚刚从时代大动荡中惊魂甫定的人心，行文中优美的叙述语调与缜密细腻的语言组织能力，满足了普罗大众的文学审美诉求。而同一时期史铁生的其他小说，如《午餐半小时》《法学教授及其夫人》《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等的反响却相对较弱。其实，综观史铁生以后的创作历程，会发现史铁生创作主题的真正肇始正是源于这些小说，它们表面上刻画的是一群被社会主流所边缘的残疾人，但那些困扰着他们的生存难题，带有人类生存困境的普遍性特征，史铁生在小说中对这些难题的探讨，随着他创作的延伸得到了更为深刻的阐释。
与锲而不舍的写作精神相辉映的是史铁生的生存姿态，在当代文坛，史铁生是一位令人敬重的残疾作家。二十一岁那年，他失去了行走能力，坐在轮椅上的他试图自杀过，但是终因对生的牵绊而活了下来。活下来，借助于手中的笔，史铁生开拓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精神空间，在文字里创造了拥有个人特色的文学世界。于残疾人，史铁生是身残志坚的榜样，于读者，他是一位伟大坚韧的灵魂导师，而这一切荣耀都源于他近乎神性的强大精神意念。在价值理念越来越萎靡的当下，史铁生对个人空间的坚守与开拓所展现出的精神资源，足以振奋整个时代。通过对史铁生创作思想资源的发掘，当代人定能够在其中找到疲软的生命意志所急需的精神补剂。
写作成为史铁生的在世生存方式后，贯穿于行文中的那些以命运为主题的诸种思考，是坐在轮椅上的他潜心观察和体验的结晶。他借助于宗教及西方哲学观来寻找生存的意义，探寻个体人在命运中所可能遭遇的诸种疑难。史铁生并非一位高蹈空泛的坐而论道者，他切身体会过自己笔下的诸种疑难与困境，只是借着手中的笔与不竭的思考，最终突出重围，走向了人生的另一番舒朗清明的境界。他在文字里所流露的生死之思，体现了他对生命的终极热爱。无论在当代文坛，还是于目前浮躁而空泛的社会意识形态空间，史铁生自身的经历和他所结晶的思想，都值得重视与推崇。
近年来，无论是社会公共话语空间，还是专业学界，对史铁生的关注越来越多。在民间，北京有关于他的研究会，每逢他的祭曰，全国各地会有大批的读者自发组织线上线下的纪念活动。因他的《我与地坛》而广为人知的北京地坛公园，也曾因网友就是否在那里为他立一座塑像的讨论，而在社会上引起过热议。史铁生的经历和作品里所表达的生存意念，固然是很多研究者的出发点，但是综观史铁生的研究现状，对于他的研究往往以文本为主，阐述的东西太过于形而上学，且多有重复与过度阐释的地方。综观历年来学界对史铁生的研究论文，经拨冗归纳后，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对史铁生创作思想的研究
史铁生用哲学思辨去探寻生存意义，他对命运的思考深度使他在当代文学史上多了一重思想者的身份定位。他在轮椅上的思索与彻悟，为其作品带来了哲思的意蕴，虽然这意蕴在很多评论家看来折损了文学本身应有的感性魅力。但史铁生向内探索灵魂空间的魄力，及其所体现的思想价值，是当代中国思想界不可小觑的一隅。他在关于“生”与“死”主题的探讨中认为，死亡带来的只是肉身的陨灭，而灵魂可以超越个体死亡得以永存。他以写作来获取生之意义，以完成对存在的理性认知，以及他对人生困境的勇敢与超然，在差异困境、孤独困境、欲望困境中，史铁生选择了直面这些困境，借助于宗教与个体的形而上思索寻求突破，进而获取在世为人的属世意义，从而走上了西绪福斯式的自我救赎之路。
与此相类似的是史铁生的生命“过程论”思想，这种思想超越了孤独困境、欲望困境、死亡困境，从而赋予人类以个体性尊严。有学者留意到史铁生作品中出现大量的第一人称，认为这与作家的个体生存经验有关，表现出一种心灵的真诚，这种第一人称的叙述同时带有一种自我审察与考问的意味，心灵所通向的是更为通明的神圣之境。他“以过程为目的”的生存观，所透露的价值取向核心通往虚无。学者王卫湘在《演绎生命和死亡的哲理——读史铁生的作品》中，就史铁生作品中所涉及的死亡主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认为史铁生对于生命意义的把握和了悟，皆是源于对死亡的默想。他对死亡的深刻理解，使他超出了对于世俗生命的思悟，从而上升到了形而上的哲理层次，因而给作品抹上了一层哲学思辨色彩。李东芳在《存在的忧思：史铁生的出发点与归宿——史铁生小说创作论》中认为史铁生的创作意义正在于以文学作为工具，去寻找人类存在的普遍意义。以一种可能的美学立场，打破传统小说创作的思想意识格局，在贴近“灵魂”的表达方式下，呈现出史铁生对个体生命的意义、价值与权利的思考。而这种思考的结果倾向于对人生宿命性的认同，透露出人类理性能力在宿命面前极富尊严的反抗与无以为继的迷茫。
针对史铁生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在创作中所流露出的思想变化，学者叶立文在《启蒙的迷途——论史铁生小说的思想价值》中指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史铁生就在小说创作中表达了对于启蒙思想的质疑。随着史铁生对于生命本身意义的不断思考，他越来越相信，作为一位文学创作者，并不是被神启的先知。在命运面前，他们同样弱小和迷茫，应该借助于写作，向读者贡献自己的迷途。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正是体现了他对命运的示弱与真诚，揭示了史铁生由一位启蒙者、一个对命运西绪福斯式的抗争者，转变成了一位甘于示弱的宗教思考者，他逐渐从崇尚人之主体性的启蒙作家，蜕变成了一个祛魅启蒙神话的迷途羔羊，他的思想路径颇能折射出当代文学在现代性语境中的深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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