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门德尔森 Edward Mendelson

    哥伦比亚大学英语和比较文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19世纪英国文学和20世纪英美文学，此前为耶鲁大学副教授、哈佛大学客座教授。

    2015年加入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AAS，美国历史z悠久和地位z高的荣誉学术团体之一），2017年加入美国哲学学会（APS，美国的z高学术研究机构）。

    他是英国皇家文学学会成员，也是爱丁堡大学人文学科高级研究所的di一位伊莎贝尔·达尔豪斯研究员。同时，他还是奥登（被誉为20世纪上半叶z有影响的英美诗人之一）的遗嘱保管人和执行人。

    第3章 成长：《简·爱》

    夏洛蒂·勃朗特和艾米莉·勃朗特有着同样的双亲，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约克郡同一所偏僻的牧师公馆里，并接受了大致相同的教育。但两姐妹对自然、社会、道德、情爱和真理的书写和思考方式却几乎完全相反。艾米莉想要在一个封闭的关系中体验崇高的道德和愿景。夏洛特想要同伴，来寻求正义和爱。《呼啸山庄》中讲述的关于童年、成长和成年的一切都与《简·爱》背道而驰。在《呼啸山庄》中，人类相互交流的一切手段——包括语言、写作、绘画以及各种各样的身体接触——都毫无借鉴价值，政治和宗教的公共世界也几乎不存在。而在《简·爱》中，生活不能失去语言、文字、绘画和人与人之间的肢体接触，在这里，与情爱有关的亲密关系与正义和自由的公共伦理密不可分。

    尽管《简·爱》充满了各种幻想和不可能，但它展示了英国小说中一种最深刻的叙事方式——情爱和伦理生活交织在一起。这部小说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部分原因在于它理解自己所幻想的情爱和伦理诉求，并承认其幻想的不可能性。夏洛蒂清楚地看到了艾米莉忽略的一切。《呼啸山庄》是一部精雕细琢的作品，但《简·爱》更加宏大。大多数读者或多或少会对《简·爱》个别方面感到不满，要么是故事情节强加给罗切斯特先生的暴力惩罚，要么是叙述者拒绝同情被囚禁的疯女人伯莎·梅森，要么反感简·爱那看似坚定的自我满足感。但诸如此类的种种，都是夏洛蒂在向读者揭示小说人物那些令人不舒服的事实。但如果读者坚持喜欢幻想胜过真相，他们就很容易忽视这些事实。

    即使是最能理解这部作品的评论家也会注意到本书的一个重要疑点：《简·爱》是一部关于教育的小说，但女主人公似乎不需要教育。（她一再认为自己必须学会变得不那么容易激动和叛逆，但她错了，而将她从错误中拯救出来的，不是教育，而是她所经历的具体事件。）简所面对的问题是，在现实世界中，只有经过漫长而艰难的学习过程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她遭遇了许多出乎意料的难题，但学习的问题对她来说似乎出乎意料地简单。随着年龄的增长，她面临的选择越发困难。而正确的答案变得越来越难找到，错误选择的后果变得越来越危险。但与现实中其他人的不同之处在于，简从来不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因为她从不犯错。她学会了控制和排解自己的激烈情绪。这些情绪引发了她身体上和实际生活中的不适，这种不适不是因为自我质疑而引发的道德上的不适。在学习如何控制自己情绪的过程中，生活给她上的是实践课，而不是道德课。她屡次遭受痛苦，但最终总会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虽然她从未接受过这样的教育。夏洛蒂提供了一个如何行动的详细模型，但是最奇怪的是，作为一本教育小说，她却似乎没有提供任何指导学习行为的模型。

    《简·爱》这部作品中的瑕疵，似乎是夏洛蒂有意为之的。简学到的不是如何行动，而是如何相信。与现实中的我们不同，她不会通过反思错误的行为来学习，因为她没有犯错，所以也很难从错误的行为中吸取教训。她的学习是对错误信念的反思，因为那些错误的信念曾诱使她去做出错误的行为。怀着对世界的好奇和被不公对待的愤恨，她教育自己必须谨慎思考自己的选择，在正确选项尚不明朗时，她必须以思考作为行动的基础。在危机时刻，她能坚持的只有信念：

    我必须要坚守在清醒时的原则，来抵抗现在的迷乱。法律和原则不仅仅是为冷静而设的，更是为肉体和灵魂都陷入迷狂时……它们是有价值的——我一向这样坚信。如果说我现在不再相信它，只能证明我已经陷入迷乱，而且是彻底的迷乱，我的血管里像着了火，心跳快得已数不清。原定的信念，已下的决心，是我此刻唯一且必须坚持的东西，我要牢牢守住。

    几乎她遇到的每个人都试图告诉她该相信什么，以及如何相信——每个人都用不同的方式告诉她相信不同的事情——但她必须找到自己的信念。在《简·爱》中，和现实生活一样，正确的选择就那么几种，但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学习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每个人的方法都不一样。你只能自己去学习属于你的方式，你可能学会了凭直觉，或学会了靠信念来决定。在这种教育中，老师、向导和导师都没有提供任何帮助，最多只是言传身教或以身示范，你必须在没有他们的帮助或是忽略他们帮助的情况下，自己做出决定。

    在《呼啸山庄》中，人们从困难里什么都没学会；但对于《简·爱》来说，没有苦难什么也学不到。简在童年被迫受苦，可以说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幸运，她的苦难让她将童年视为一种无知和不公平的状态，而不是成年人叹息着怀念的天堂。简在童年遭受了相当卑劣的对待，这些残酷的遭遇让她从不与压迫者产生共鸣。开篇几章描绘了简童年的第一个折磨者，她的表兄约翰·里德。如果你在现实生活中见到他，会觉得他有些像长大后的希斯克利夫一样，只不过没有艾米莉赋予他的梦幻般的光芒。约翰·里德宣布：“这整幢房子都是我的，或者说，过不了几年都是我的。”他把一本书扔向简，把她砸到流血，并且在她反抗时粗暴地抓住她。小说几页之后，简写道，他曾“扭断鸽子的脖子，弄死小孔雀，放狗去咬羊，摘掉温室中葡萄藤上的葡萄，掰下花房里珍贵花木的幼芽”。不平等是童年时期最为普遍的感受，被亲戚们看作低人一等的简，尽管她竭力讨好，还是受到虐待，而约翰·里德，以及他那两个傲慢无礼的姐妹却被娇生惯养着。

    性别的不公

    正如夏洛蒂习作的开篇一样，《简·爱》将两种“等级制度”联系在了一起：东方的殉夫制和西方的奴隶制。罗切斯特的妻子伯莎·梅森是一位富有的西印度种植园主的女儿，拥有“大量”财富；夏洛蒂无须将种植园主描述为奴隶主，因为每位读者都知道，他们就是奴隶主。当简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传教士，去向那些被奴役的人宣讲自由时，她的读者可能还记得上一章求婚场景中的一个细节，当时罗切斯特提到他曾经见过的一只“西印度昆虫”。在那之前的几章里，简得知罗切斯特曾在西印度群岛待过一段时间，她感到非常惊讶。当罗切斯特最终讲述他的婚姻故事时，他把牙买加描述成一个疯狂且混乱的国度：伯莎的母亲“被关在疯人院里”；她的哥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哑巴白痴”；伯莎本人则“放纵且不贞洁”。伯莎现在被锁在桑菲尔德庄园，她身材魁梧，又凶又黑。人们很难忽略，此处伯莎的形象与叛逆的奴隶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伯莎的母亲被认定为克里奥尔人，这个词指的是出生在西印度群岛但有欧洲（有时是非洲）血统的人；这个词不指代肤色或任何其他身体特征，通常指某个特定的人。罗切斯特称伯莎的“母亲是克里奥尔人”，而伯莎本人并不是克里奥尔人。

    在夏洛蒂同时代的人看来，非洲的奴隶贸易和印度的殉夫制在道德上存在明显的相似之处，部分原因在于，这两种罪恶都遭到了温文尔雅、不屈不挠的立法者威廉·威尔伯福斯的反对。威廉·威尔伯福斯是夏洛蒂福音派圈子里的大英雄，在这个圈子里，新生的男孩通常被命名为威尔伯福斯。威廉·威尔伯福斯在两项重大立法胜利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一是结束了大英帝国奴隶贸易的法案（主要影响了英属西印度群岛）；二是为英国传教士争取到去印度传教的资格。东印度公司在那之前一直将英国传教士排除在外，因为他们怀疑英国传教士是捣乱分子，会破坏殖民当局的既定路线。

    并非书中每个生活在英国殖民地的人都涉足了“等级制度”的罪恶之中。简的叔叔约翰·爱也是一个岛民，但是他与西印度群岛上等级森严的岛民完全不同。简最终从他那里继承了财富（他是在罗切斯特有意娶简的消息曝光了之后才知道她的存在的）。约翰·爱住在马德拉岛，那里的奴隶制在十八世纪就已经被废除。他的财富来自葡萄酒贸易，与糖贸易不同的是，葡萄酒贸易没有受到奴隶制度的污染。小说的年代顺序表明，约翰·爱的财富可能是在1807年至1814年间积累的，当时马德拉岛被英国短暂统治，之后才被归还给葡萄牙。

    二十一世纪初对《简·爱》的文本分析倾向于认为里弗斯实际上是英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通过他的专制人格暗示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就像许多提供简单答案的教条主义一样，总有一天这些答案会显得很天真。伯莎·梅森在西印度群岛的父亲是夏洛蒂笔下的英国殖民者形象，而相比之下，在东方的里弗斯则是英国传教士形象；一个是剥削者，一个是解放者。梅森留下的遗产是疯狂、混乱和死亡。而里弗斯，正如简在小说最后几段讲述的，他在印度的工作为那里留下了启蒙和自由的遗产。“他坚定、忠实、虔诚，精力充沛、热情洋溢、无限真诚地为他的同类勤奋地工作着。”在这个背景下，“同类”一词表示整个人类。“他为他们开辟艰难的前进之路，他像巨人般一一砍倒阻塞在这条路上的信仰上和种姓上的偏见。”

    一方面，里弗斯具有“老兵神勇先生的严厉”，在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一书中，神勇先生是妇女和儿童的特殊保护者；另一方面，里弗斯与书中的另一个人目标相同，尽管那个人与他有着最遥远的道德距离。那个人就是伯莎·梅森，她疯狂又混乱，更像是疯女人黛利拉而非神勇先生，但她在用自己的方式与里弗斯同样反对的不平等作斗争。里弗斯猜不出他自己与疯女人之间有何相似之处，而伯莎这个小说角色也只是逐渐在被人们所理解。直到二十世纪，才有人发现伯莎和简之间的心理和道德联系，而伯莎和书中其他人物之间更深层次的联系尚未被人发现。

    罗切斯特先生竭力掩盖简和伯莎之间的联系。“你们看看这区别有多大啊！”婚礼中断后，当他的两位新娘出现在同一个房间里时，他惊叫道。“对比一下这一对清澈的眼睛与那一双血红的眼球，对比一下这张面孔与那一副面具，对比一下这个身材和那个大块头。”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弗吉尼亚·伍尔夫似乎是第一个发现简与伯莎之间隐藏联系的人，但她认为这是书中的错误，而不是书中设计的关键要素，这一点后来才被人们发现。她引用了简在桑菲尔德庄园三楼走廊上的一段思考：

    人们通常认为女人应当安安静静的，可是女人也有着和男人一样的感受。她们也要施展自己的才能，也要有她们的用武之地。她们对过于严厉的束缚，对过于绝对的固化，也会和男人一样感到十分痛苦。相比那些享有较多特权的男人们，如果他们认为女人们应该只消满足于做做布丁，织织袜子，弹弹钢琴，绣绣布包，那他们的胸襟未免太狭隘了。要是女人们想要打破习俗和常规，去做更多的事情，去学更多的东西，他们就忍不住谴责她们，嘲笑她们，那他们也未免太没有头脑了。就在我这样独自待着的时候，不止一次听到过格雷斯·普尔的笑声……

    格雷斯·普尔是伯莎的看守人，简那时还不知道伯莎的存在。在这一点上，简认为格雷斯是那个在上了锁的三楼发出可怕笑声的人。弗吉尼亚·伍尔夫丝毫不带讽刺意味地评论道：

    这是一处生硬的转折……格雷斯·普尔的突然出现打断了内容的连贯性，令人摸不着头脑。人们或许会说，写下这些文字的女子要比简·奥斯汀更有天赋；然而，细读一遍，注意书中的这种突兀，这种激愤，你就会知道，夏洛蒂的天赋永远不能完整和充分地表达出来。她的书中必然有扭曲变形之处。行文本该冷静时，她却带了怒火去写。

    弗吉尼亚·伍尔夫写这些的时候是1928年，那时还没人看出夏洛蒂实际上是在冷静地完成这段连续性的叙事，在“完整和充分地表达”她的天赋，因为还没有人认识到伯莎是简的另一重人格。如果简和伯莎没有任何关系，那么弗吉尼亚·伍尔夫并不会发现所谓的不连贯。第一个暗示简和伯莎可能有密切联系的人似乎是艾德里安·里奇，她在1973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尽管伯莎有暴力行为，但“有趣的是，她并没有攻击简”，而且“伯莎的可怕形象出现在简和一桩尚未完成的婚礼之间，这使得她发现自己只是罗切斯特先生的依附者，而不是与他平等的人”。

引言

第1章 出生：《弗兰肯斯坦》

万事皆有开头时

第2章 童年：《呼啸山庄》

不管我们的灵魂是由什么做成的，

他和我的灵魂都是一模一样的

第3章 成长：《简·爱》

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复杂的选择背后的

正确的答案变得越来越难找到

第4章 婚姻：《米德尔马契》

在知识领域，失望是不可避免的；

在情感领域，失望也是不可避免的

第5章 爱情：《达洛维夫人》

爱犹如诱惑奥德修斯的塞壬之歌

第6章 父母：《到灯塔去》

自我并不是一个稳定而连贯的整体，

而是来自外部文化的零零碎碎的临时拼凑

第7章 未来：《幕间》

在变化和更新中给生命带来新的意义

拓展阅读

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