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岭南高僧澹归诗歌研究》：
澹归在清初诗坛的影响不必夸大，但也不能低估。澹归自顺治五年（1648）至康熙十七年（1678），在岭南度过三十年。其间，顺治九年（1652）至顺治十年（1653），乞缘江浙一带，当时风声紧，澹归还被视为南明罪臣，他很少同外界接触，基本上没有诗歌酬唱。他在江西庐山及周边地区短暂活动过，但局限于佛门之内，基本上没有与外人有诗歌往来。直到康熙十七年（1678）至康熙十九年（1680）这两年多的时间，他出岭至浙江嘉兴请藏经，才抛头露面，写了大量的应酬诗、赠答诗，但所接触的基本上是中下层人士，影响不大，所以澹归文学活动的地域范围基本局限于岭南。鉴于他对整个清初诗坛的影响有限，钱仲联《顺康雍诗坛点将录》所点的诗坛一百〇八将中没有他的座次。
但是如果着眼于清初岭南诗坛，澹归的影响则得以突显。学界一般认为清初的岭南诗坛，影响最大的是“岭南三大家”。其实“岭南三大家”的影响力主要集中于屈大均一人。屈大均周游大江南北，诗歌创作丰富，为人风发扬厉，其影响超过澹归；而陈恭尹、梁佩兰在岭南的影响，其实不如澹归。澹归对岭南诗坛的影响有三：一是清初岭南佛教繁盛，澹归是清初岭南僧人诗群中最杰出的代表，其诗歌影响力甚至超过其师天然函星；二是澹归与江浙诗坛联系紧密，他与清初诗坛魁首钱谦益关系密切，与江浙一带来粤诗人相互过从，在一定程度上，澹归成为岭南诗坛与江浙诗坛交往的纽带；三是澹归与清初岭南官府交往密切，他既与督抚大吏有诗歌唱和，又与中下层士人广泛交往，他的诗歌被岭南社会各阶层广泛接受，且广泛影响岭南社会各阶层。
第一节澹归的诗学思想
澹归没有诗学理论著作，也没有专文论述其诗学思想，但在为他人诗文集所撰的序跋以及致友人的书信中多次表达了他的诗学思想。他的诗歌中闪现着吉光片羽之言及其诗学观，这些诗学观点虽然没有形成一套逻辑严密的诗学思想体系，却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中年以后对诗歌创作的心得、体会以及他对明末清初的诗学理论进行的整合。
一、诗以言志缘情为本
澹归认为诗歌本于言志缘情。他说：“诗依人而重轻，人依志而大小。古之人以志为诗，今之人以诗为志矣。以志为诗，见志而遂见诗；以诗为志，见诗而不见志。夫见诗而不见志，君子耻之，况于借诗以为志，借志于诗以为诗乎？”强调在诗歌中抒发一己之志，反对为作诗而作诗。澹归所言“志”的内涵，与传统儒家诗教重“美刺讽谏”“温柔敦厚”又不尽相同，而是偏重“郁于中而泄于外”的主体之真情实感。因而，他特别强调情是诗歌之源，情深则诗兴，情寡则诗枯。他在《俞右衡雪诗跋》中说：“盖其情愈深，其韵愈逸，其词愈俊。情者，诗之种，右衡则情种也。吾以不及情，故诗衰；右衡多情，故诗不衰。”他还强调诗歌中性情之“真”，“诗，性情流露之最真也”。张穆回忆与澹归谈诗：“余家东湖，去芥庵一水间……晤澹归大师夜话，喜余诗出于性情。”正是出于对诗歌抒情言志和性情之真的追求，他不认可应酬诗，他举例：“龚芝麓《游南华》五言近体八首，同游与追和皆八首，自可别成唱和一帙，借此以了应酬，复与南华何涉？曾旅庵至海幢，属予次韵，予不应也。文生于情，诗以道志，才落应酬，便成苦海。即论应酬，亦自有应酬之地、应酬之时，岂可将此副面目呈似大鉴耶！”他还指出情是由境激起的，如果境不奇，则情不郁勃，情不郁勃，就不能写出好诗，“情交于境而发为诗，情不极其郁勃，则诗不奇，境不极危且险，则情不郁勃”。
二、诗当“骨清”“矜贵”
澹归提出“论交不独以其才，论诗必及其品”。所谓“诗有品”，即诗“不受垢”“不受尘”“不受俗”。他认为：“诗之为道，如水如镜，镜不受垢，水不受尘，仙不受凡，诗不受俗，盖无所受之也。”澹归赞扬姚水真之诗“不受一点尘埃，色声香味无一缺陷，亦不借一分增设，绚烂之极，正尔平澹”；又说“诗文之道，奇平、浓澹、深浅、迟速，各从其所近，然神不可不清，骨不可不贵……意思萧洒，决不飘堕尘埃”；批评“今人为诗，好走平熟，自文其浅思寡学，几于拄形无骨，束骨无筋……诗而不能侠，亦谓之辱诗也”。
澹归强调诗歌要“矜”。诗人“其未作也，不轻与人以入；其既作也，不轻与己以出。一则伐毛，粉泽外尽；再则易髓，臭味内脱；三则炼神，则清虚之相俱消。无论一章一句，即一字不比于雅，必芟；即列一友生、标一时地名位，近于不雅，不用；其集而次之，不发乎情，不止乎礼义，不苟存。其慎也如是，盖慎而后可以言矜也”。
由诗及人，诗有品，首先诗人必须有品；诗矜贵，诗人必须矜贵。他举例：“书生饿且死，犹咏梅花。彼以诗致饿，终不以饿废诗。贯休投赠钱武肃，有‘一剑光寒十四州’之句，王门典谒欲改为‘四十州’，贯休云：‘诗不易改，州亦不易增。’拂袖径去。彼以诗去，终不以不去改诗，诗人之尊贵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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