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
小伯伯是我父母的朋友。我父亲没有被打倒前，他经常来我家吃饭，和父亲聊天；父亲打倒后，他也常来看看我们，吃了饭，坐会儿就走。他因为长得矮，我叫他小伯伯。
“文革”的时候，他是走资派，也被打倒了；我初中毕业，在奉贤星火农场当知青。每个月休假四天，那是十分珍贵的。为了在家里多待些时间，我经常都是待到第四天下午才离家，一路换车，在徐家汇乘上徐闵线捷克柴油车到闵行一号路，这时已经快天黑，从西渡开往塘外和奉城的车没有了，我就住到小伯伯家去，第二天乘头班车回农场上班。他家就住在一号路的东风一村。
几乎每一次，我都是在小伯伯家吃晚饭。小伯伯家的菜做得没有我家讲究，花样少，但是总有油氽花生米，经常有红烧大排骨。
毕竟不是在自己家，即便小伯伯是看着我长大，我对他有父亲般的感觉，可是吃饭的时候我还是很文雅，很小心。我之所以这样，也是和爸爸早被打倒有关系，心里缺乏挺直的力量，我童年的优越和自豪，在一九五八年的年底已经结束。每次，都是小伯伯对我说：“你吃花生米啊。”花生米是小伯伯最喜欢的，他喝白酒，吃花生米，每次两小杯，我不喝酒，就夹花生米下饭，觉得吃花生米没有太多的过不去。大排骨都是阿姨夹给我，她说：“吃排骨！我菜做得没有你外婆、你妈妈好吃，这排骨的味道不错。”小伯伯这时会笑，说：“你的水平提高很快了，我们要实事求是评价。”阿姨就是小伯伯的夫人，我叫她阿姨，所以在称呼上逻辑性不强。
小伯伯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儿子叫小华，女儿叫小玲和小星。他们都叫我哥哥。家里还有个奶奶。奶奶不认识字，可奶奶是个老共产党员，小伯伯参军打仗，都是奶奶指引。开始的时候，我都是睡在小房间奶奶的床上，奶奶去和小玲、小星挤在一起，那时，小华在当兵。可是后来我觉得不好意思，不肯再睡奶奶的床，坚持睡地铺。
奶奶那时已经快八十岁。她是个说话声音很低的人，总是轻悄悄的。她人瘦，走路慢慢的，吃饭也是慢慢的，吃完了，就收拾了碗筷去洗。有时我会不好意思，说：“奶奶，我来洗！”她就慢慢地说：“我洗，你和你小伯伯说说话。”
这个不认识字的老党员奶奶，在家里就像是一个轻悄悄的慈祥的影子。
到了九点多，奶奶就来叫我去洗脸洗脚。当我睡下后，奶奶会走到我床边、铺前，轻声问我：“明天早晨几点叫你？”“你别叫吧，奶奶，我自己起来，洗了脸我就走。”奶奶说：“吃了早点才能走，还是豆浆和大饼油条好吗？”我说：“好的，奶奶。”
我很快就睡着了，就像在家里床上的感觉。黑黑的夜晚，我的青春温暖地躺在那里，不想很多的事情，心里没有什么非要涌上的伤痕，立刻就睡着了。年轻是很容易度过夜晚的。
第二天，奶奶轻悄悄地喊我：“醒了吧，起来洗洗脸，我豆浆和大饼油条都买好了。”
我很快地吃了早点，背着包下楼，奶奶跟在后面送，我不让她送，可是她一次也没有答应过。她送我到大门口，看着我走去，我转弯的时候回头看看，她还站在那里，像个瘦瘦的慈祥的影子。
那时，我每个月十八元工资，后来二十四元。我心里老有打算，等以后工资多些，要买好的东西带给奶奶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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