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普尔热瓦尔斯基（1839—1888），俄国军官，地理学家，世界探险史上著名的科学探险家之一，一生曾有四次广义的中亚之旅，总行程超过3万公里，系近代欧洲深入藏北高原、进抵长江上游一人，在地理学及动植物学领域有多项重大发现，以其名字命名的动植物有数十种之多，包括普氏野马、普氏原羚、普氏䴓、掌叶橐吾等。除了这部根据首次中亚旅行写成的《蒙古与唐古特地区》，还留下《从斋桑经哈密去西藏》等一百一十多种著述，对后世影响深远，读者众多。

1970年，科学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开启了中国之行，此次考察历时三年，随后他将此次经历记录在这部书里，详细描述了自己的旅行经过，并公布了探险所获得的材料。这部书给他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被译为欧洲多国文字，并且多次印刷出版。

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这次中国之行主要往返于两大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之间，他的行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北京西行穿越内蒙古高原到达阿拉善沙漠，然后原路返回北京，此次行程约三千七百公里。第二阶段，自北京重新回到阿拉善后，普尔热瓦尔斯基一行与一支唐古特人商队结伴来到西宁，随后抵达梦寐以求的青海湖，再经柴达木盆地向南登上藏北高原。这是欧洲人首次深入黄河和长江上游。

对于自己的首次中国之行，普尔热瓦尔斯基确定的任务是：“首先是对自然地理的考察，以及对哺乳动物和鸟类的动物学研究；民族学的考察则尽可能地进行。”其实他的四次中国之行，都遵循了这样一个统一“体例”，而正是因为考察的“科学性”才使他扬名于世。普尔热瓦尔斯基的首次中国之行大致上重复了古伯察走过的道路，但显而易见的是，他的行程更富有科学成果，而这是建立在认真的勘测和记录的基础之上的。这次中国之行，普尔热瓦尔斯基收集鸟类二百多种，标本一千余件；各种哺乳动物四十余种，标本一百三十件；昆虫标本三千多件；植物五百多种，标本四千件。

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书对我们来说，不仅有趣，而且有益。这是我们通过别人来认识自己的一面镜子。在当前中国不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时，我们需要把握时代的律动，需要积累更多的“在地”知识，需要更多的与外部世界的沟通与交流，需要更加强烈的开拓进取精神。

第三章　蒙古高原东南边缘（一）

【1871年2月25日（3月9日）—4月24日（5月6日）】

在北京为考察做准备—资金短缺—中国钱币使用不便—北京迤北的蒙古高原边缘特征—多伦诺尔城—古钦古尔班沙地—荒原上的野火—达里诺尔湖—绘制地形图—从多伦诺尔到张家口的道路—皇家牧场—春天的气候—骆驼的样貌

北京是我们此次考察的起点。在这里，我们受到了俄国驻北京使节及传教士的盛情款待。考察前期准备几乎用去两个月时间，但我对北京仍然不甚了解。这是一座幅员广阔的大城，居民日常生活在欧洲人看来，新奇而古怪，而且我压根儿不懂他们的语言——正是这些原因，使得我无法详细认识这个天朝之都的所有古迹。坦率地说，北京城留给我的印象糟糕透顶。即使在最好的街道上，污浊的泔水坑和衣不蔽体的乞丐仍随处可见，此类景象又怎能使初来乍到之人对这座城市产生什么好感呢？此外，中国人的粗鲁无礼着实令人生厌。他们把欧洲人一律蔑称为“洋鬼子”，这一称呼还时常夹杂着各种脏话。可以想象，当你置身于这座都城的街头，你的心境会何等“愉悦”。随地便溺者和胳膊上挎个篮子，穿行于街巷间的拾粪人，更是将这“美妙”的街景展现得淋漓尽致。街道如果偶尔洒扫，也总是流淌着泔水坑里溢出的各种秽物。

黏土建筑的城墙之外，是普通民房和一排排花里胡哨的店铺，这便构成了北京街道的外观。有的大街相当宽阔，平坦笔直。城市照明工具是纸灯笼，挂在木制的三脚架上，这种三脚架每隔几百步就有一个。灯笼里有时烧的是油脂蜡烛。这里的夜间照明其实并没有太大必要，因为日落之前人们就早早结束街市上的奔忙，等到夜幕降临，即便在人口最密集的城区，也几乎见不到一个人影了。

整个北京城分为两部分：皇宫所在的内城和规模小得多的外城。这两部分均被带有雉堞的黏土墙围拢起来。内城城墙高33英尺（10米），厚约60英尺（18米），周长超过20俄里；城墙上一共设有九道城门，每天日出时打开，日落时关闭。外城周长仅有15俄里（16公里），设有七道城门。在内外两道城墙之上，每隔一定距离，建有一座城楼。

在内城南部靠近前门的同一地段，分别坐落着俄英法德美五国使馆。城墙东北角的北关有一座俄国东正教堂。此外，内城还有几座天主教堂，几处属于基督教士的房产，以及一个海关机构。在北京，欧洲人也就只有这几个地方可以落脚。根据有关外交条约，无论俄国商人，还是其他国家的商人，一律不得在北京城开办商务。

我们好不容易做好了启程准备。在当时情况下，根本无从借鉴别人的经验。因为同一时期身在北京的欧洲人，还没有哪个曾经向西越过长城一步。我们很想前往黄河北套地区和鄂尔多斯高原考察，甚至希望到遥远的青海湖去。总之，欧洲人不曾涉足的地方对我们都有着莫大的吸引力。由于条件所限，我们不得不凭借感觉，设想途中可能遭遇的所有情况乃至旅行方式。

冬季的恰克图至北京之行和随后在北京城的逗留让我确信：旅行者及其旅伴连同背驮包的牲畜，只有完全不依赖于当地人，并且消除他们对试图进入天朝腹地的欧洲人怀有的敌意，才有可能顺利完成在中国封闭疆域内的旅行。我们原打算在北京找几个汉人或蒙古人结伴而行，却白费了一番功夫。无论许以重金加上旅行后的额外奖励，还是其他物质诱惑，都无法打消他们的疑虑和畏怯。有几个人对丰厚的报酬动了心，结果还是打起了退堂鼓。考虑到长途跋涉中的艰难险阻，我们决定买几峰骆驼，交由我们的两个哥萨克助手看管和驱役。

第一次，我们购买了七峰驮物品的骆驼和两匹供骑乘的马，又置备了一应必需品，哪怕够用一年也好。我们不打算直接前往青海湖，而是想在第一个年头先考察黄河中游，然后返回北京，所以也就没准备更多东西。各类物品当中，枪支和猎具占了大半，分量都不轻，却是必不可少的。在旅途中，我们不仅可以开枪猎捕鸟兽，用来制作标本，更重要的是，在由于东干人起事而荒无人烟的地方，或者在那种非但不愿卖给我们食物，反倒想以饥饿来驱逐我们几个不速之客的中国城镇，打猎有可能是（而且的确是）获取肉食的唯一途径。万一跟强盗狭路相逢，我们还能拿起武器实施自卫。不过，初次旅行途中，我们倒不曾遇到过剪径的强人。很有可能是我们精良的装备发挥了震慑作用。这似乎应验了一句俄罗斯谚语：“若想生活太平，那就准备好战争。”

我们携带的物品中，还有制作动植物标本的大量用具，例如，吸水纸、模压板、填充动物体腔的麻絮、石膏、明矾等。这些东西全都装入四只大箱子，把骆驼压得够呛。最后，我还花了300卢布，购进一批小商品，准备半路上扮演一下商贩的角色。到头来却发现，这些商品不过是累赘而已。我们假装做生意的举动，非但未能有效掩盖旅行的真实意图，反而严重妨碍了科学考察的进展。我们准备的食品有一箱白兰地、一普特白糖、两口袋黍子和稻米等；至于肉食，则指望着在途中猎取。

由于经费短缺，我们无法准备充足的个人生活用品。考察的第一年，一共筹得2500卢布的资金，其中包括陆军部、皇家地理学会和彼得堡植物园的拨款，以及我本人的薪水。第二年的经费增加到3500卢布。我的旅伴佩利佐夫少尉头一年获得300卢布的报酬，随后两年各得600卢布。我之所以对资金短缺直言不讳，是因为这一问题直接关乎考察成败。例如，雇一名哥萨克，每年的酬金是200银卢布，还要承担他全部的伙食费。而我手头太紧，雇不起两个以上的帮手。我和我的同伴只好自己干起装卸行李、喂骆驼、捡拾干粪之类的所有粗活。这样就占用了考察的宝贵时间。而我也雇不起既懂专业知识，又能在其他方面发挥作用的蒙语翻译。我们现有的这位哥萨克翻译，多数情况下，只是充当了帮工、牧人和厨师的角色。他时常忙这忙那，无暇顾及他的主要任务。更有甚者，由于缺钱加之时常捕不到猎物，我们在路上挨过好几次饿。当我们结束了第一次旅行回到北京，有位外国驻北京使节好奇地问我，既然金币在蒙古不流通，我们旅行时又是怎样携带那么多银子呢？对这个问题，我只有报之一笑，那位先生怎么会想到，当我们从北京动身，开始为期整整一年的考察时，手头所有的银子不过230两，也就是460卢布而已。

此外，科学考察所需的经费，也并非一次性地悉数发放。陆军部每隔半年拨给我的资金，首先要寄往北京，皇家地理学会和彼得堡植物园的款子，倒是在考察前一年就发给了我。在这里，我要衷心感谢弗兰格里将军，他对我们的帮助，犹如雪中送炭。多亏了他的支持，我才从教会专款中借出一笔钱来（第二次考察时借得更多）。

在北京，俄国的银卢布平均两枚兑换一两中国银子。需要说明的是，除了一种铜锌合铸的所谓“制钱”，中国没有其他固定流通的硬币。而各地使用的银子都要看分量和成色。“两”为基本重量单位，一两相当于8.7佐洛特尼克（37.1克）。十分之一两为一钱，十分之一钱为一分，16两合计为一斤。银子又可分三种：官银、市银和私银。元宝被视为优质的银钱，这是一种浇铸成臼状的银锭，每锭重约50两，印有铸造元宝的官府或商家的标记。较碎的银块中偶尔掺有铅或生铁，而元宝中几乎没有掺入其他成分。交易时可根据需要，把元宝或各类银钱分成大小不等的碎块。

大宗交易时，需要大秤给银子称重，这种秤由一根秤杆和两个圆形托盘组合而成；在小笔生意中，银子可用戥子来称。中国商人弄虚作假的手段可谓高明，他们称银子时经常做手脚，多占顾客的便宜。找给顾客的碎银往往成色低劣，并掺杂着其他金属的碎末。

制钱以“文”为单位，是小笔交易常用的货币，每枚都铸有方孔，通常500枚穿成一串。一枚银卢布平均可兑换重达8磅（3.28公斤）的制钱，使用起来很不方便。尽管我们不可能储备足够数量的制钱[ 1 ] ，但手头上随时备有一些，还是很有必要的。中国的每座城市，甚至连一些小城镇，都有各自的币值，给商品交易带来颇多麻烦。例如，有些地方30文钱就算100文，或者50文、80文算作100文。如此荒诞的情况，恐怕在天朝之外任何地方都难以想象。当然，也有人在计算货币时满打满算。蒙古人把这种正常交易的钱币称为“满钱”（音译）。

如果考虑到中国不同地区在银子称量及币值上的差异，就不难想象，一个异乡人即便在小笔交易中，仍有可能遭受蒙骗和欺诈。为避免称银子时可能发生的龃龉，以及尽量节省用度，我兑换了一批中等重量的市银，但分量比实际的分量要轻。由于差不多每隔几十俄里就有一个银钱兑换点，银子对制钱的比价往往各不相同，兑换时难免吃亏。总之，我们一路上每花去一个卢布，沿途居民都会以种种无耻的骗术榨取可观的收益。

在俄国驻北京公使大力协助下，我们获得了中国政府签发的护照，有权利在蒙古东南部直至甘肃省北部边界旅行。筹措到所需的资金之后，我们一行四人于1871年3月9日离开北京，踏上了漫漫旅途。此前，我们与居留在北京的俄国同胞一起度过了一个多月愉悦的时光。他们送别时的美好祝福久久挥之不去。如今，一切陡然发生了变化：吉凶难测的旅途向我们发出威严的召唤，时而展现出希望与欢欣的前景，时而令人对成功与否忧虑重重。

除了那个从恰克图派来的哥萨克，俄国驻北京使馆又从所属人员中抽调了一名哥萨克与我们同行。不过，这两个人只是临时跟从我们。按照原定计划，从恰克图还应再派两名哥萨克顶替他们。可新的帮手迟迟未到。因此，我们无法立即深入蒙古腹地，但可以先考察北京迤北至多伦诺尔一带。在此范围内，我想实现两个目的：首先，了解蒙古高原边缘，如张家口周边的地理特征；其次，观察候鸟在春季的迁徙。在蒙古高原上，位于多伦诺尔城以北150俄里（170公里）的达里诺尔湖是观察鸟类的理想地点。我们计划从达里诺尔湖沿岸向南行至张家口，届时估计两名新的队员也会到达，接替原先两名哥萨克的工作。然后我们将向西进发，抵达黄河北套。为减轻负担，一部分用品先被运至张家口，我们自己仅携带够用两个月的物品。即使是短期的蒙古人或汉人向导，都很难找到，因而考察队出发时总共才四个人。

我们首先向距离天朝都城115俄里（120公里），扼守长城的重镇古北口行进。沿途先是像此前一样的平原，白河及其支流潮河共同灌溉着这里的农田。到处生长着茂密的树木，村镇和小城并不密集。

走到第二天，隐约浮现在地平线上的远山离我们越来越近。接着，在距离古北口20俄里处，开始出现高原边缘的山前地带，地形与张家口一带相比略有不同。高原边缘的西部山脉有两条支脉，一条在张家口，一条在南口附近，它们分别伸向古北口，最终相互交汇，形成蒙古高原与中国北部平原之间的外部屏障。

古北口是一座不大的城镇，三面均有黏土筑成的城墙，还有一面墙与长城衔接。在离城关不到2俄里的地方，耸立着一座要塞，锁闭了通往北京的一条狭窄山谷。自古北口以北，便呈现出群峰起伏的地形。

虽然时值2月底，但北京一带的平原已然温暖如春。有时候，白天甚至有些热，正午背阴处的气温高达14℃。白河上的冰层已经融尽，河水清澈明净。成群的绿头野鸭（Anas platyrhyncha）、斑头秋沙鸭（Mergus merganser）和红胸秋沙鸭（Mergus serrator）正在洑游。这些鸟类以及其他一些水禽，从2月底便大群地出现在北京周围，甚至在气候明显比北京寒冷的张家口，也不乏它们的踪影。迁徙的候鸟并不准备贸然飞向尚未散发出春之芬芳的北国，它们还要在中国农夫放水灌溉的庄稼地里盘桓一段时间。然而，每逢阳光明媚的早晨，总有一些不甘寂寞的鸟儿试图飞往高原，可是飞不了多远，就会遇到严寒和恶劣的天气，只好掉头重又回到温暖的平原。此时，各种迁徙的候鸟在平原上越聚越多。终于，期盼已久的时刻来到了。蒙古的荒原有了几分暖意，西伯利亚的冰雪开始消融，鸟儿便成群结队，迅速告别温暖的异乡，急切地飞向远在北方的家园……

在古北口与多伦诺尔之间，高原边缘山地宽约150俄里（160公里），由几道从西向东延伸、相互平行的山岭组成。尽管经常会见到高山地形，但总的来说，这几道山岭只是中等高度，彼此之间相隔的山谷都很狭窄（0.5—1俄里），个别地方有险峻的山隘，高大的片麻岩几乎将隘口彻底封堵。一路上，常见溪水潺潺，但只有一条大河——上都河（闪电河）。这条河发源于蒙古高原边缘山地，流向北部的倾斜地带，绕过多伦诺尔城之后，便突破山地的阻挡，朝南径直冲向中国内地的平原区。

陡峭的山坡上，野草茂密，再往深处则是灌木和乔木林。林子里有橡树、山杨、云杉、松树、黑桦以及少量的白桦，山谷的两侧生长着榆树和白杨。常见的灌木种类有：栎树、野桃、野蔷薇，偶尔也能见到胡枝子和山核桃。森林仅仅分布在上都河的北部，并向东伸展到皇帝夏宫所在地承德附近。这片区域的所有森林均列为皇家围场，但自从1820年嘉庆帝巡狩时遇刺身亡以来，这里的狩猎活动就中止了。尽管目前有专人保护林区，森林的破坏程度仍很严重。至少在我们所到之处，能见到的只是几棵孤零零的大树，残留着无数树墩，表明这片森林不久前遭到了无情的斫伐。

虽然当地人说，这里有梅花鹿、马鹿和老虎，但我们只见到了狍子（Cervus pygargus）。禽鸟中最常见的是雉鸡（Phasianus torquatus）、山鹑（Perdix barbata）、岩鸽（Columba rupestris），啄木鸟（Picus sp）和黄胸鹀（Emberizalcioides）则较为少见。总之，我们发现的鸟类并不丰富，但也可能因为，这段时间里，许多种类的鸟儿尚未飞来。

目录:

目录

第一章     从恰克图至北京 / 1

第二章     蒙古人 / 33

第三章     蒙古高原东南边缘（一） / 69

第四章     蒙古高原东南边缘（二）/ 102

第五章     鄂尔多斯 / 132

第六章     阿拉善  / 160

第七章     重返张家口 / 186

第八章再次考察阿拉善 / 198

第九章甘肃省 / 222

第十章唐古特人 / 258

第十一章   青海湖和柴达木 / 268

第十二章   藏北高原 / 289

第十三章   青海湖和祁连山地的春天 / 324

第十四章   从阿拉善穿越戈壁腹地前往库伦/ 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