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名简艾，安徽舒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博士，文学评论家，文联第十届全委会委员，鲁迅文学院教研部主任、研究员。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南方文坛》《天涯》《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等期刊发表论文百万字。出版专著《像鸟儿一样轻，而不是羽毛：80后青年写作与代际考察》《边地想象与地域言说——鲁院文学现场批评小集》、长篇小说《小霓裳》《青铜鼠人》。长期负责鲁院的教学组织管理工作，主持鲁院高研班的研讨，推进形成独特的“鲁院风格研讨”和中外交流的重要平台“鲁院论坛”。主持和参与了多个中国作协重点扶植项目。在文学刊物推出批评专栏文章，是当下文学现场活跃的批评家之一。

这本书依然是鲁院工作印象式的总结，某种程度上这种“总结”恰恰反映了文学现场的芜杂、纷乱和丰富，一届届学员从鲁院走出，一张张面孔连同他们的文字在时光中延展，这本书算是我在鲁院文学批评现场的文字版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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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更倾向于建构性的作家和建构性的作品。在批评话语中，无疑想表达我能够从这些作品中看到的东西：文学性、多样性、爱、理性、智商、敏锐、悲悯、宽容乃至和解。一个拥有真正社会阅历和慈悲心的人，zui终会选择zui无害于人的言说方式，当然也包括行为方式。

回归传统诗文，阅读审美之书

传统中国是个诗歌的国度，诗歌形态从四言、五言、七言古诗发展到盛唐之音的格律诗，再到长短参差的宋词和元曲，最为优雅繁盛的语词、修辞、意象和意境都蕴涵在海量的诗词歌赋中。传统中国的文人但凡识字即会吟诗，只不过诗作的高低差异很大。中国人历来对于文字有着宗教般的感情，对于诗词歌赋的吟诵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替代了宗教。

文学在中国很早就被称为“经国之大业”，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小说文本承载的人性特质、人文精神和审美意蕴在传统中国更多的是由文学中的诗歌、散文来承担的。两千五百多年前老子对于道的孜孜以求，孔子逝者如斯夫的哲学追问，庄子对于自然万物逍遥精神的体悟，印度佛教中国化之后与儒家和道家相互间的交融互补，这些无疑建构了中国的人文传统以及与此相对应的精神人格。两千三百多年前中国诗人屈原面对时空宇宙发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在终极的天问中凸显了东方智慧强烈的精英意识和天下情怀。之后司马迁以“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的姿态，用《史记》的秉笔直书，在史学和文学的两维中凸显了中国士人的智识与胸襟。随之，范仲淹“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种种人文气韵绵延不绝、空谷传响。这些无疑是属于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精髓，是具有人类性的东方文化中独特的精神资源。

从文学角度来说，这种精神人格外化成一句句让我们读起来或潸然泪下或经脉贲张的诗句。不要用什么唐诗压卷之作来表征，仅仅随手找出关于离别、怀乡、羁旅的诗句，例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每逢佳节倍思亲，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这样的诗句可以如魔法长卷一样无限地延展再延展。一旦吟诵起这些诗句，审美思维即会接通千古，解析无数代文化基因和密码，在这一审美之书的浸润中，穿越物质主义生存的欲望和黑暗，抵达精神领域的光亮处。进入唐诗宋词意境，我们会深陷汉语的奇异瑰丽和无穷魅性，而如孔子所云——不知老之将至。

传统散文更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这个体系是包括各类历史著作在内的卷帙浩繁的作品。中国传统社会的经书和史书几乎都是那个时代最好的散文作品，是中国知识分子通过文字和著述参与国家各个层面生活的见证。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作为传统社会“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中“士”的代表，其实依然是和皇权、封建道统产生制衡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中国传统社会不完全是西方工业革命之前的贵族世袭制度，而是有着自上而下或者自下而上的变动和流通，而“士”阶层在这种变动中往往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传统散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记录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文理想和士人对于社会人生的躬行实践。

中国古典审美范畴和意蕴表达大多都蕴藏在传统诗文中，一般中国人自白话文运动之后，就很难读懂古诗文，且中国知识界忙于近现代历次革命运动而没有完成古典诗歌的现代阐释和现代传播。现在这个文学传统仅仅在大学的中文系传播，且面对着日益功利化的学科设置，传统诗歌完全沦为了极少部分人的个人爱好。因为翻译的问题，西方知识文化界也对于中国传统诗文知之甚少。无论是当下的中国或者世界，如果不了解传统中国的诗歌与散文，那么在很大程度上无法真正理解传统中国。

阅读中国现当代文学，

体认民族苦难和社会转型之步履维艰

小说在当下可谓是最为繁盛的文体。中国白话叙事从唐传奇开始，这些类白话小说是传统中国文学中更贴近故事与人物的叙述，是一种类似于感伤文学的叙事。这种叙事并非集中体现了传统中国人文精神中最为阔大和辽远的部分，比如天人合一、和美虚静、和而不同等等。到了宋元话本之后，白话文学无疑在市民阶层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日渐成为一个无法忽略的文学传统。明末清初的金圣叹，提出了“六部才子书”，乃至最后由胡适他们提出的“中国四大古典名著”。至民国时代，俗文学在民众中的影响还是非常有限的。普通民众依然会从启蒙读物的“三、百、千”开始接触传统中国，即进入私塾开始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这三部幼童读物近些年开始在大陆重现，被重新阅读和研习。《三字经》以最精炼的语言概括了一个中国人如何理解天、地、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尊卑礼让和好学上进，同时以极简约的语言叙述了中国的历史更迭。《百家姓》其实是通过姓氏的方式传递了中华文化符号中的众多信息。《千字文》作为四字韵文的美文，无疑是一种文明达到鼎盛时期的通俗书面总结。传统中国人的人格建构从这里开始。伴随着儒家的四书五经对于各类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阐释，让传统中国人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封闭自足的文化环境中。这种封闭的文化生存状态重群体抑个人，有着君君臣臣的超稳定结构，天然和个体的自由价值有着巨大的冲突。无论这种文化人格的特征如何，站在东半球的传统中国人的眼神是确定的。

自新文化运动废除文言以来，文言文学遗产的现代转型一直没有完成，直到今天，现代白话文依然还处于不成熟的时期，我们运用现代汉语依然无法达到和古代汉语同样的审美意蕴。中国现当代文学还很年轻，虽然也出现了一批经典作品和作家，但是由于中国社会自身独特的历史发展进程和国际境遇，中国现当代文学更多地体现了一个民族国家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困厄与艰难。

中国现当代文学叙事大多是在国家民族危机或者自身经历重大政治经济变革的背景上展开，呈现了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种种欲求。这些欲求包括中国人面对强大的官僚体制、赋税、徭役和饥荒所产生的最为直接的行动，中国近现代小说大多是在这样一个层面上反映中国人的现实生存和精神面貌，但是大多数的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并非如此简单直接。近现代社会产生的大量小说体现了中国人从古典精神向现代意识的转变，文学在与主流意识形态几乎同质的写作过程中，让我们以阅读的方式感受到中国社会过于峻急的变化，同时这种断裂式的变化让中国人极快地从传统走向并非幸福意义上的现代。

现当代文学一方面给我们提供了理想审美意义上的中国乡土，沈从文的《边城》就是一个最为鲜明的象征符码——诗意的乡土，纯真良善的乡人，含蓄蕴藉的感伤情调。一方面又有大量的文本揭示乡土生存的苦难和不幸，其主题几乎涉及到人生活的各个层面，战争、饥荒、疾病、苛政、礼教……鲁迅作为民国知识精英的代表，其小说叙述恰恰远离自身知识阶层的日常与精神状态，塑造了阿Q、祥林嫂、吕纬甫、华老栓这些中国乡土上踟蹰无助的死魂灵。茅盾从时代新人的苦闷到对于民族资本家和小资产者与时代之间关系的摹写，巴金从对封建家族礼教的控诉到对于知识分子与时代精神气息的探寻与把握，无论是《激流》《雾》《雷》《电》的激情，还是《子夜》《寒夜》和《第四病室》的沉思与反省，五四一代作家以文学来惊醒和疗救民众，感奋忧思之中带着殷殷的入世情怀。而当代文学更多呈现出的则是对于宏大政治与历史的文学叙事，20世纪50年代红色经典以理想主义为特征，在建构红色革命历史的同时，也重新温习了中国近现代社会以来的民族苦难与阶级争斗。“文革”后的伤痕、反思、寻根和改革小说无疑在用后一个时代的前行来解构前一个时代的失误与伤痛，所不同的是，中国文学不再是阐释被殖民形象的文本，而是阐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何从传统进入极具中国特色的现代生活。由此，我们才能够理解高加林、陈奂生对于农民进城问题的文学解读，乔厂长与1980年代中国改革和工业化的精神联系。在进入欲望化抒写之前，中国现当代文学无疑大多是忧愤之书，在浓缩的现代转型时空中，中国人的生存跌宕起伏，历经波折，文学也流派迭起主义丛生。

低语与独白

回归传统诗文，阅读审美之书 ／3

后启蒙时代的启蒙者 ／10

重建现代世俗生活精神的合法性 ／19

城市文学写作与中国当下经验表达 ／32

看到牛桥大学的玛丽·贝登：良家、知识、女性 ／47

魏微的小说创作：一个时代的早熟者 ／54

非日常性写作与“70后”一代人的精神气息 ／59

先锋的内化及其时代言说的困境：关于《镜子里的父亲》 ／73

徒步的灵魂与肉身 ／85

女性细小历史的传奇 ／96

现代女性伦理之殇的洞察与摹写 ／103

非物质主义的存在感 ／106

工人阶级市民化与新城市经验的精神透视 ／113

新乡土写作与农村社会转型 ／118

疯癫虚构中的痛感叙事 ／124

向异质文明出走的痛感体验 ／127

唐诗故乡的行吟 ／140

现代女幽灵的心经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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