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学研究（第十六辑）》：
一、蜗居孤岛：剪不断的愁绪
台湾是中国版图上的第一大岛，与祖国大陆属于同一地理板块、同一地理岩质。“据考古发掘，距今约5万年前的更新世冰河时代晚期，台湾已有人类生活的痕迹。在冰河时代，台湾曾与我国东南沿海陆地相连，直到公元前8000年冰河时代结束，海水上涨形成台湾海峡，才将台湾岛与大陆隔开。”从地质上看，台湾与祖国大陆数万年以前就两岸同体；从人种上看，在史前时期就浑然难分。或许由于台湾孤悬海外，文化地理上极其特殊而命运多舛，历经了无数的劫难拥有特殊的历史，自古历经多次内忧外患的争斗，既有政治、经济社会的更迭变动，也有自然剧烈变化所产生的灾害，这些都深刻影响着台湾的历史进程与现实发展。地缘关系不仅使大陆人不断移居台湾，很早也在心理和事实上视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形成两岸一家、“中华同体”的地缘观念。安徽与地处中国东南的台湾尽管地理位置相对较远，但却有着悠久而深广的史缘与文缘，一代又一代的安徽人为开发建设和保卫台湾做出了重大贡献。安徽与台湾的人文联系源远流长，历史的遗迹依稀可寻。中国第一部歌咏台湾的传世诗集《赤嵌集》出自安徽桐城人孙元衡之手，共四卷，可视为台湾的“诗志”。千里宦台使孙氏不免有受贬之感，神奇的台岛赋予其创作激情，寄情于山水草木，一吐胸中的块垒。清代爱国将领、抗法保台的英雄刘铭传，既是台湾省首任巡抚，也是近代安徽杰出人物之一，被誉为台湾洋务运动之父和台湾近代化之父。历史与文化是连接皖台关系的纽带，徽风皖韵，情牵两岸。
赴台，既是一种躯体在空间的位移，也是一种身份在“故乡”与“他乡”之间的转换，这一行动本身就隐含了“生活在别处”的意味。1949年是一个历史的转折节点，国民党当局的大溃败不仅带来二百多万人的大迁徙，也是一场空前的大掠劫，由此带来人们心灵的大震撼。台湾作为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屿游离于大陆母体，虽是一水之隔，却长达近四十年完全隔绝、不通音讯甚至岸然敌对。渡海赴台的人与祖国大陆有着天然的牵系，每个人不只是大时代的浩瀚烟波里随风飘洒的一粒微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历史。对于赴台湾皖籍诗人来说，“家”是当年的出发地，他们渡海远行的具体原因各不相同，“出发感”也大有区别。有的随军被迫离家，这是一种日久弥深难以名状之痛；有的自愿离家，这是其年轻气盛时的抉择，初离家门的感觉是一种轻松的暂时的颇为新鲜的远行，到了戒备森严的台岛以后，威权政治的白色恐怖、高压政策和种种禁锢切断了家乡的音讯，看不到未来的道路，生存的压力、民族的忧愤、被禁锢的隔绝，异乡人蜗居在此的寂寞和心酸，种种纠结牵绊真切地深入其心灵，经受了人生的各种磨砺与敲打，日渐体会到生命的放逐与漂泊，更多了一层个人生命本体的感受。赴台皖籍诗人的“根”与“巢”在中国大陆中东部的安徽，台湾是其不约而同的集结地和新起点。时空的阻隔让他们对故土有着难以割舍的依恋与怀念，这种乡愁包括对亲人朋友的思念，对祖国大陆的眷恋、对回归母体的期盼。
中华民族是一个安土重迁的民族.以“背井离乡”为苦，不像西方人那样追求冒险与刺激，地理故乡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作为农业大国，“家园意识”在中华文化和文学中有着重要的位置。从《诗经》开始，就涌现出士大夫、征夫、农夫、外嫁女对于家园的吟咏。“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白居易）人通过家园而在场，孤身流落异乡意味着一种无奈，一种失去生命的凭藉被动进入陌生世界的寂寞与惶恐，这种心态决定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崇尚家园的情感价值取向，绵延千年贯穿了中国文学发展史。
安徽老家——地理故乡，不仅是切实存在于赴台皖籍诗人心中挥之不去的空间记忆，还成了一个文化符号，他们的诗歌创作既是在极为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的怀乡书写，也是一种悲情的宣泄与升华。台湾学者简正珍指出：“大陆来台的诗人，大量地书写远离大陆、身居台湾的放逐感。他们不是‘近看’眼前的环境，而是‘远眺’隔海的大陆。思乡、望乡在诗行里流转，犹如诗人在现有时空回旋徘徊。”“‘眺望’、对家乡的凝视变成一个如影随形的意象。”一个人无法选择个人的出生地，却可以在心底重新构筑一个充满个性属于自己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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