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蔚超，鲁迅文学院助理研究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做文学教育与当代文学史研究，及文学现象研究、作家作品评论等，文章见于各类学术期刊、文学报刊。有评论集《批评的左岸》。

“鲁院文丛”之一种，《鲁院启思录》是作者李蔚超在文学研究、特别是鲁院研究方面的*新成果。选取了鲁院历史中的几个时间点来切片，进行一种对鲁院的节点性观察和散点性访谈分析。  “这本书就这么组合起来，前后几篇，论文、访谈、问卷，提纲挈领地将鲁院的历史以断面的深究、散点的折射的方式，呈现了出来，使我们看到了鲜活的鲁院记忆。作家们的五光十色的问答和回忆，*终构成了李蔚超本人调色盘里的颜料，就像她受到了印象派画家的影响画的油画那样，这本打捞作家记忆里的鲁院的五光十色的问答，这本集合了研究论文、访谈、调查问卷、作家档案的《鲁院启思录》，就成了一本关于鲁院历史研究的相册式的独特著作。”

社会主义文学教育的试验与试错

——记草创阶段的中央文学研究所

鲁迅文学院从哪里来？

口述史、文学史以及鲁迅文学院相关文件都会提到，作为鲁院的前身中央文学研究所，是效仿前苏联高尔基文学研究院而建，并明确丁玲作为倡导者、创立者的身份。因未有史料面世，中央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大多筑基在所涉人物的口述史或回忆文章上。丁玲和所内老教师、老作家、老学员的回忆层层叠叠压在过往历史的残骸之上，人们在不同境遇下的追忆叙述随时事变迁而闪烁游弋，“攻讦”他人或“抗辩”自我时势必浓墨重彩、侧重取舍，反过来做“翻案文章”，难免偶有言辞闪烁，尘埃落定后，以纪念为名的回忆亦不自觉地温情修饰，往事如烟。

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学界的关注集中在丁玲的个人遭际及其与文学体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文学体制初创时期，丁玲是共产党内最耀眼的作家“明星”，她是延安“内”“外”文艺相遇后的一种命运，这种命运自延安延续至北京，再颠沛流离至北大荒，又罹患牢狱之灾，新时期后方才再度“归来”，几十年中，这种命运包含着新中国对“五四”文艺传统和国统区文艺的改造或批判、继承及容纳的程度，显影着新中国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对于文艺界领导者的取舍倾向——谁才能代表、领导、建设社会主义新文艺？最重要的是，在1950至1970年中，胡风、丁玲、陈企霞、周扬和所谓“周扬派”先后陨落于文艺界的政治运动中，他们都是左翼知识分子，都是党内重要的文艺干部，每个人的遭厄都代表着新的革命进程对他们提倡、代表的文艺方向的否定，这一过程似乎全部表现为一次又一次“试错”而后求索“答案”的过程。人事因素确与1950年代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命运息息相关，可以说，丁玲的个性及文艺观，她在建国初期对新政权所设想和需要的文学体制的理解和设计，她对苏联文艺和文学体制的崇尚，以及她的工作方法，显影在丁玲筹备、建立、管理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四年时间里。丁玲与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命运互为表里。

1936年从国统区来到保安的丁玲，以极大热情拥抱革命、改造自我。但在1950年代丁玲被“打倒”的过程中，虽其志不改，犹自招罪愆。1955年，中国作协党组为丁玲开列的罪失中，“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一条的主要依据，就是批判丁玲、陈企霞把《文艺报》、中央文学研究所“看作他们个人的资本和地盘”①。“制造个人崇拜，散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一条，说的是丁玲在《文艺报》和中央文学研究所“狂妄吹嘘自己，制造个人崇拜”②。文研所的学员也屡遭训问，是否“只知丁玲，不知有党”。丁玲的自我辩正和新时期以后的丁玲研究，则不断为丁玲辩解，证明她在文研所工作时期的清白与无辜，她从未提倡骄傲、一本书主义，更无向党闹独立的意思，她是一位对党忠诚的党员作家。中央文学研究所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中央文学研究所后身鲁迅文学院的院史档案（下简称院存档案）中，保留了自1950年代创办起的部分教学与教务资料。在鲁迅文学院建院六十周年活动期间，曾展出部分历史文献，也被研究者视为重要的史料依据，然而，大多数自1950年筹备建院起便留存下来的历史材料，仍静默无言地躺在壁橱中。笔者试图将六十多年前的公文、教务资料、课堂记录、作家笔记，与现有的文学史及文学体制研究、作家口述史、人物传记互相印证，努力拼贴出历史的“原貌”。作为今天鲁迅文学院的一员，钩沉史海的过程中，笔者不免携带了现时的切身之感和以史鉴今的问题意识。按照文学史的叙事成规，中国当代文学中，存在一条“断裂”的鸿沟，而中央文学研究所、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与鲁迅文学院，恰好居于鸿沟两岸，今天的鲁迅文学院，哪些是沿袭历史传统的？在我看来，文学体制的建立是组织行为，它势必有着超越个人因素的复杂过程及内涵，体制建立后，又有其稳固的内生性和延续性。丁玲被“打倒”，文学讲习所停办，是否意味着在文学院内“肃清”了丁玲文学教育理念的影响？1953年，中央文学研究所换牌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由雏形阶段的文学院缩小为短期文学培训班，文讲所的教学人员依然是在总结文研所前两期研究班的教学经验、按照高尔基文研院的教学计划制定教学方案，其模式仍然保留了部分高尔基文学研究院的模式，这种影响草蛇灰线延伸至新时期以后恢复工作的文学讲习所甚至鲁迅文学院，当然，现实的“果”可能远大于历史中的“因”，修复与复建的“文物”“古建”可能与原件貌合神离、南辕北辙。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探究。

一、自历史深处的回音：何以创办文学院？

为何要创办一所培养作家的文学院？

事关中央文学研究所，各类研究与回忆大多率先回应这个问题。关于创办原因的说法大致是两个方向，建国初期新的文学体制的建立，向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看齐，以解决培养文学新人的切实需求。关于这一问题，徐光耀的回忆文章成为重要的引证来源。《昨夜西风凋碧树》一文中提到，1956年12月12日，徐光耀收到中国作协党组寄来的调查信，向他调查“文研所是丁玲创办的”类似说法是否在学员中流传，徐光耀向组织“交代”了他听来的文研所创立缘由：“有过这样一个事实，1960年①?9月30日我出游天津，来北京遇到陈淼同志，他告诉我文研所创办缘由，大意说：解放不久，毛主席找了丁玲去谈话，问她是否愿意做官呢？还是愿意继续当一个作家？丁回答说‘愿意为培养新的文艺青年尽些力量’。毛主席听了连说‘很好，很好’，很鼓励了她一番，所以丁玲对这次文研所的创办是有很大的决心和热情的。二、文研所的创办，与苏联友人的重视也有关系，苏联的一位青年作家（可能即龚察尔，记不大清了），一到北京便找文学学校，听说没有表示很失望；三、少奇同志去苏联，斯大林曾问过他，中国有没有培养诗人的学校，以上两项也对文研所的创办起了促进作用。”②?这番“交代”重在强调文研所创办的外界因素，特别是丁玲受命于高层领导人的背景。徐光耀敏锐的政治直觉，加上他并不认可文研所是丁玲“独立王国”的立场，他的话包含了为丁玲撇清以个人意志独立行动的意思。毛宪文又有所补充：“据一期一班学员胡昭回忆说，丁玲在一次谈话中说，建国后有一次她跟少奇同志谈话，少奇同志说我们应该有一所培养自己作家的学校。她深表赞佩。少奇同志说，那你就张罗起来吧。”③?此外，马烽《京华七载》的回忆也常常被引用：“文协为什么不可以办个文学院呢？我把我的想法和田间、康濯同志谈了，他们也有同感。后来我们又向主持文协工作的丁玲同志讲了。她说她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她经常收到一些读者的来信，大都是战争时期根据地土生土长的青年作者都要求能有一个学习提高的机会。从长远来看，这确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她已经在主席团会议上提出来了，大家都认为很有必要。但仅靠文协的力量是不可能办到的。她打算向中宣部领导正式汇报，争取能够早日实现。”种种说法汇至一个方向：向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看齐，以及解决新中国培养文学新人的切实需求，出于这两种原因，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希望丁玲来办。

翻看各类1950年代中期的文章以及后来的研究时，笔者不断产生一种困惑，何以有“何以创办文研所”之问？为何一再拉大旗扯虎皮呢？各种修辞与言说中，都在弱化丁玲对文研所的首创之功和辛劳付出。须知不唯中央文学研究所，新中国的文学体制本就师范苏联。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作家对苏联那所作家学校大多十分熟悉而心向往之。根据邢小群的研究：1949年筹备“第一届文代会”期间，《文艺报》主办了几次题为“新文协的任务、组织、纲领及其它”的座谈会，都是由茅盾主持。在第一次座谈会上，茅盾就谈道：“苏联作家协会有文艺研究院，凡青年作家有较好成绩，研究院如认为应该帮助他深造，可征求他的同意，请到研究院去学习，在理论和创作方法方面得到深造。培养青年作家是非常重要的事。学生们经常提出问题来，有时个人解答觉得很难中肯，文协应该对青年尽量帮助和提高。”郑振铎也在这次会上说：“发现一个青年作家有写作的天才，就介绍到文艺研究院去，训练他怎样写作。使他在各方面有所深造，如西蒙诺夫，就是那里毕业的。”①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第十天，苏联作家协会总书记法捷耶夫为团长，西蒙诺夫、格拉西莫夫等为团员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来华参加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并与全国文协的作家代表进行座谈会，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界第一次经历规格如此隆重的外事活动。文艺界的主要领导人和作家悉数列席欢迎，纷纷讲话、撰文，1949年第1卷第2期的《文艺报》便刊登了会谈的相关文章，其中，萧三《略谈苏联苏维埃作家联盟近况》一文中，条分缕析地介绍了苏联文学体制的各方面情形，包括苏联作协领导人和组织架构、官办报纸杂志、出版机关、保护作者权利局、文学基金会、作家俱乐部、稿费制度甚至作家“创作假”都逐一加以介绍，其中自不会少了对苏联高尔基文学研究院的介绍：“文学研究院——这是作家联盟办的，招收各地被发现的青年作家入院学习。从这个文学研究院出来的有不少现在很著名的作家、诗人——西蒙诺夫、阿利格兰（女诗人）、格里巴车夫（诗人，现为作家联盟党委书记）、阿热也夫……都是”①。其时，法捷耶夫既是苏联作协的书记，同时兼任高尔基文学研究院的院长，在他与中国会谈中，谈及高尔基文学研究院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在中苏关系友好的年代里，仿苏的中国作家，大多对高尔基文学研究院进行了访问，《文艺报》1950年12月出版的第3卷第4期，便登有一篇刘白羽访问高尔基文研院的文章②。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望1949年的中国文艺界，既然可以仿效苏联官办报刊出版、发展作家“会员”资格，那么，开办一所为新中国培养文学新人的学校，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筹备建立新中国的文学院，为什么选择丁玲来牵头？首先当然取决于建国初期丁玲在文学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彼时，丁玲集诸多要职于一身，“可以称得上文学界最红的人，是极少有人可以相比的高级别领导人”①，“延安时期，论创作的艺术质地，论作为作家在文艺界的影响和分量，她恐怕都是实际上的第一人，而且不仅仅是作为‘女’作家。到1949年后，共和国文学最初的五六年，她的声望倘不用‘如日中天’，则不足形容。当时全中国的作家，老一代的‘郭、茅、曹、老、巴’等，声望当然很高，但因时代改变的缘故，其实是走下坡路了的，而在经历、背景、资格相近的人中间，无一人声望可跟丁玲比。”②?筹备并管理一所培养新中国文学新人的学校，丁玲具备足够的能力、威望与政治资本。

代序：鲁院记忆的五光十色　　邱华栋 ／1

社会主义文学教育的试验与试错 ／1

从中央文学讲习所到鲁迅文学院：追忆80年代的文学院 ／49

鲁院启思录 ／63

文学何以分南北？／235

中国作家之仿“普鲁斯特问答” ／279

附录：作家档案 ／301

后记：鲁院启我之思 ／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