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宗室词研究》：
唐前特别是南北朝时期的宗室文化，是一种家族化的文化，这与当时的社会制度及南北朝各朝立国时间都较为短暂及宗室一般都与皇家血缘关系较近密切相关，其中从事的文学活动，呈现出士族化、家族化的特点。唐代仅有的几位宗室作家，由于属皇族疏支，尽管在正史中也有记载，但却不是以宗室身份活动于文坛，特别像李白，时至今日，其世系的具体情况尚众说纷纭。两宋时期的宗室作家，由于谱牒系统保存得相对完整，再加上宗室命名的标准化和规律化，故而其宗室身份比较容易确定，其文学发展，已经不复西汉开始形成的集团化、贵族化及南朝诸代表现极为明显的家族化性质，而延续了唐代宗室文学发展的一些特点。北宋中后期，大部分宗室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的重大转换，宗室文学的性质也相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地位的变化与社会角色的转换，使宗室有了更多的机会广泛接触社会生活、接触下层，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在心理上调整了自身的社会定位。可以说，北宋后期及南宋的许多宗室作家，扮演的社会角色已经与普通知识分子没有什么两样，创作身份与此前大多数时代宗室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已不再像唐前的宗室那样更多情况下足以文学创作的组织者和支持者的身份而活跃在文坛上，其身份已经完全个体化，宗室文学创作的世族化倾向曰渐消失。因为出身和仕途等因素的影响，创作主体心态和文化精神已呈现出与前代迥然不同的面目，这是时代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造成的。其作品中的贵族化倾向逐渐地淡化，代之而起的，是普通读书人或普通人世俗化的思想情感，历代宗室文学中的富贵气象也几乎荡然无存。他们所构筑的文学世界，大多已经与皇家特有的氛围没有多少关系了，较少皇家富贵气息。以宗室词人而论，其中更多的是以一个个独立的创作主体的面目出现，作品中的个体意识在不断地增强。从这个意义上说，其身份的变化及由此而带来的文学创作显示出来的特色，在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都是非常值得讨论的课题。这一点在南宋初期宗室词人赵长卿身上，以及与江湖词人多有交游唱和的中后期某些词人那里可能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些。反映在创作中，以创作主体而论，很多词人已与别样身份的创作者在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上没有什么两样，更有甚者，南宋宗室词人有以布衣终身者。创作主体的布衣化倾向在宋代词人中的加剧，已经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有论者说：“在《全宋词》里，存词数量最多的前40名词人（存词数在130首以上）中，布衣终身者有9人：吕渭老、杨无咎、赵长卿、程垓、石孝友、韩淲、葛长庚、吴文英、张炎。布衣比例为22.5%。值得注意的是：这9位词人均生当南宋，后6人更集中在南宋后期。”①宗室身份的变化和社会角色的转换，使得其创作越来越贴近世俗生活，不管是诗歌还是词，莫不如此。特别是词，宋代主流思想的影响和词本身创作特点的决定，使其创作呈现出令人深思的状况。无论与诗歌的创作数量，还是诗人的数量相比，两宋宗室词要逊色得多，但由于词在宋代文学中的特殊地位，因而研究宗室词更有助于准确把握宗室文学的创作风貌。
起源于唐代民间的词，因种种原因，在宋代并未取得与诗歌并驾齐驱的地位。首先是因为宋初沿袭唐以诗歌为考试科目的科考政策，使诗歌获得了非常尊贵的地位。从统治者的政治利益出发，诗歌更能体现儒家的诗教观。南宋时虽有不少人从理论上将词与“诗人之旨”相联系，但词自身的艳科性质与娱乐功能决定了词不敢名正言顺地与诗并重，最终只能自惭形秽地别称“诗馀”，仅仅作为诗拘余绪而已，也表明了词对诗还有一定的附庸性。综观两宋文学史，词自始至终都未能跻身于正统文学的行列，因而与诗歌也有了尊卑之分。词体本身的特征也限制了一些作家的创作热情，而大部分作家只是把词的创作视作诗之余事，还有文人拒绝将自己的词作收入作品集中，再有因作家诗歌风格与词作风格的巨大差异而产生的词作归属权的纠纷，无一例外地说明了词在宋代，实际上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今人编辑搜罗最富的诗词总集《全宋诗》与《全宋词》，作品数量上的天壤之别，也可以看出词在宋代文学中的地位。就后人颇为推崇的“以诗为词”的创作倾向的大力提倡来论，固然有扩大词的创作视野和提高词品的因素，但似乎不能否定其中也有扩大词的接受面因素的考虑，所谓词的雅化而使词能最大限度地为更多群体所接受，与诗歌的靠近未尝没有减轻理学家对词的大肆抨击的因素存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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