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卫群

北京大学、巴黎三大硕士，纽约州立大学博士。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著有《普鲁斯特评传》（1999）、《从普鲁斯特出发》（2001）、《眼光的交织：在曹雪芹与马塞尔•普鲁斯特之间》（2014），译有雷蒙•费德曼《致相关者》（2000）、程抱一《中国诗画语言研究》（2006）等，编选《椴花茶中的时光》（周克希译，2019）。

《普鲁斯特研究文集》，作为《普鲁斯特学术史研究》的姊妹篇，荟萃了25篇重要普学论文或论著选章：从1912年针对《追寻逝去的时光》最早的书稿写下的负面《审读报告》，到2013年纪念《去斯万家那边》出版（1913）一百周年之际发表的孔帕农论文《普鲁斯特研究的复兴》。文集旨在展现一百多年以来，在与不同批评学派（心理学批评、现象学批评、“新批评”、生成批评等）的相遇中，《追寻》之阅读与研究所经历的缓慢上升、周而复始的演进过程。

普鲁斯特致亨利 · 盖翁的信（1914）

作者　［法国］ 马塞尔 · 普鲁斯特

译者　吴岳添

先生：

请允许我不向您解释为什么我要对您文章中的几句实在太不公正的话进行反驳（当然是完全私人的方式，不存在这封信会被发表的问题！）。我的反驳本身必然很长，我不想用会超越我的精力和您的耐心范围的开场白使它变得累赘。

先生您说这本书是一部消遣之作，说我拥有我的全部时间。请原谅我不进行您不感兴趣的详细解释；我只是要说一种勤劳的职业并非能剥夺一个人的消遣、夺走他的时间的唯一东西。例如一种疾病也能像一些最艰苦的乃至体力劳动的职业那样，使人同样专注，同样紧迫，同样疲惫，同样变老。无论迫使我的生活忙得无法休息的原因和性质是什么，我始终没有任何消遣，我不能说每个星期，而是每个月，更确切地说是每年才勉强拥有若干小时的写作时间。有鉴于此，从我这方面来说从事这样一部作品是失去了理智，它的目标是呈现某些人与另一人相比在生命过程中占据的各种不同的位置，是在心理描写方面去做一个从平面几何转到立体几何的几何学家要做的事情，我想说的是进行“时间”里的心理描写。因为这样一部作品应该充满数量极多的年份，它会很长，因而必须有“消遣”才能写作。它的所有重大缺陷主要来自我写作它时的缺乏（消遣）。然而正如某些昆虫或植物那样，一种本能推动我不顾一切地播下了我相信会发芽的种子，它们在这部作品中尽管被安排得如此糟糕，却能在里面找到一个不像在我大脑里那样不可靠的住所。

然而您会对我说，时间毕竟与此无关，这也是我的看法。即使在一个没有消遣的人的身上，如果观察是单纯的、几乎是被动的好奇，如果真实是自私和肤浅的话，结果将是徒劳的。如果在忘乎所以的消遣中度过40年，而用一个望远镜或显微镜来研究各个阶层，结果也许不会是徒劳的。您谈到了真实的癖好。这是一个我同意别人用于我，而我却不喜欢用于别人的词汇（癖好这个词），此外在特殊情况下它会无限地超越我的思想；所以当您在您的《佛罗伦萨游记》中，您在佛罗伦萨和您的思想之间永远有属于您的个性，盖翁先生，当您为改变、为有一种与您的朋友们所能有的想法如此如此不同的看法而吃惊等，我不会说存在着真实的癖好，而会说是真实的—再说也是非常轻微的，而且无论如何都很有趣的—夸张。

这和我情况不同。您以为我说到萨泽拉夫人是因为我不敢遗漏那天我见过她。可是我从未见过她！我把我在大自然或者艺术品面前感到某种狂热的时刻，看成是我处于有点深刻的“认识”状态的时刻。然而完全忘乎所以，只想着我要认识的对象，我不用这种部分的认识去做像您的朋友们那样会去做的事情（这里我根本不再想到您），我不讲我感受过这些，我不用诗情来包藏这个真实的小片段。不过当我发现另一些真实的小片段的时候，我把它们一个一个地连接在一起，以便努力重新构建、恢复这个对象，哪怕是一扇彩画玻璃窗。靠着一些狂热和通灵的时刻，我得以在不同的年份里经过圣沙贝勒、蓬托德美尔、卡昂、埃夫勒，我把获得的一切琐碎印象一个一个地连接起来，重新构成了彩画玻璃窗。我把萨泽拉夫人放在它的面前，是为了突出教堂在这样一个时刻的有人情味的印象。然而我作品里的所有人物、所有情景都是为了获得意义而虚构的。我从未听人讲过斯万的故事，我是想展现（不过这会使我走得太远了）。

我承认这一切都是我的错，因为我不接受别人根据一位作家的意图而非他的作品来评价他。当今天我看到这样一位时髦作家堆砌了许多卷作品、听任别人赞扬他意图宽宏和见解深刻，却在每个句子里都找不到恰当的隐喻，兜了一大圈却始终不敢越过鸿沟，我为意图在今天被如此当成事实而感到惋惜。

然而我认为有两件事情证明了我与这种什么都不拒绝的“真实的癖好”完全相反。首先我的作品去掉了在所有小说中占大部分的内容：除非能使这些行为表示某种内心的东西，我的一个人物绝不会站起来、关上一扇窗户、穿上一件外套等。第二点是我过的是一个病人的生活，我却没有一次进行病人的心理描写、写病人的“小说”。（我永远不会写出威特先生的篇章，您的一个合作者1在里面发现了“独特风格”。）如果说我在以后各卷里谈到疾病的话，这是一种出于作品心理描写的需要而虚构的疾病。我确实过于疲倦而无法像我愿意的那样把自己解释得一清二楚，再说我知道在一部作品里，人们在把一种内心的目光盯在一些难以分辨并且极难瞥见的物体上的时候，都是一副非常细心的样子；但如果这是一些病菌或星星，如果人们无私地研究它们，那么与纯粹的、简单的观察相比，就能从中发现更多的生活或大自然的深刻规律。

因为我说“我”，人们就以为我是主观的。因为我在第一卷里不得不聚集—就像一些拴在起点桩上的赛马—在我的人物身上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一切，第一卷，这个“开头”看来负担太重了。但事先就向读者表明我的计划，这样做是否愚蠢和太幼稚了？我在描写斯万天真地把他的情妇托付给德 · 夏吕斯先生的时候，某些人认为我是重新采用了一种相当平庸的境遇，这些读者相信他欺骗了斯万。然而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德 · 夏吕斯先生是一个年迈的同性恋者，他几乎出现在整个第三卷当中，而他在中学里爱过的斯万知道把奥黛特托付给他没有任何风险。然而我宁可在这个第一卷里被人视为平庸，也不在里面“预告”一件我当时被认为是不知道的事情。当人们读到第三卷的时候，如果回想起第一卷，想起德 · 夏吕斯先生现身片刻的那一段，就会看到他在盯着我，也就会明白为什么了。显然这在第一卷里是未被察觉的。但是作为诚实地做一些不会被看到的事情的技巧，我认为这样写更加合适。

先生，我刚刚开始讲我要告诉您的事情就必须结束了。为了向您证明对于这部作品人们能够有与您不同的看法（可惜的是我不认为是您没理），我想做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向您引证我最钦佩的当代作家雅姆先生所写的一封信的一个片段，我在一生中只见过他一次，只有一会儿，我们没有联系，所以我不会认为他写这封信是出于客套。您会看到恰恰是在同样的问题上，弗朗西斯 · 雅姆先生说出了与您完全相反的话。遗憾的是我很担心至少在一个问题上是您没有理。这就是弗朗西斯 · 雅姆先生信中的一段：“这幅越来越鲜明的、人物密布的神奇壁画，所有人物性格的这种在表面的缺乏条理中如此合乎逻辑的意外发展，这种博学的、微妙的、平衡的塔西佗式的句子，这便是以大师的色调绘出的精灵。心灵的深渊。您在此与最伟大的人们，与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拉布吕耶尔、莫里哀、巴尔扎克、保罗 · 德 · 科克（原文如此）亲如兄弟。马塞尔 · 普鲁斯特先生，这就是我刚刚向您身上胜过才华的东西所表示的敬意（随后是雅姆先生要求我在再版时删去的一页，两个女人之间性虐狂的场面）。您以一种难以置信的真实深入斯万尖酸的嫉妒之中，等等，等等，等等，我从中认出了一位大师的风格。谁曾把分析推进到这种程度？在法国没有一个人。所以无比遗憾的是人们无法把这部作品作为我所知道的最博学的形式的典范、作为一种无与伦比的分析典范到处推广。”不要以为我选择了最过分的溢美之词。其他词句也同样如此。（不过是我强调了逻辑、形式、句子等词语，因为您恰恰说过相反的话，而我担心的是，您讲得常常是

对的。）

我无须告诉您我把弗朗西斯 · 雅姆先生信中的这些段落透露给您，正是考虑到您极度谨慎。如果您在《新法兰西评论》上发表它们，哪怕是一句话，您就将使我对一个给我写了一封私信、并未向我授权（何况我也不想向他要求！）的人犯下一桩真正的恶行。只向您一个人透露这封信，我并不认为是对雅姆先生的失礼。我只是由于看起来向您炫耀一份证明

和奖状而显得可笑。

唉，先生，我的信，仅仅写了它这一事实，我赋予它的规模，都将为您提供又一个理由来相信我是在消遣，而且我有许多可以失去的时间。这确实是失去的时间和无益的劳苦，因为不只是艺术品需要人们在心中渐渐培养起同等的意趣。所有的思想也是如此。我知道我们两人的头脑并不装着同样的思想，或者至少是成熟的程度不同。所以这封信在您看来只是一篇徒劳的废话。

我不想在结束时不略带伤感地向您表示谢意。我觉得您的文章的第二部分，对我来说是如此善意，反映出来的真实见解比第一部分要少，主要反映了一种仁慈的冲动，想稍微缓和一下您的批评。您甚至对我认为完全不成功的维尔杜兰夫妇宽容得太过分了。我感到在圣欧维特夫人的晚会上的对话是成功的，更细腻也更有意义。不过您说得对，整部作品是非常拙劣的。

先生，请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

 马塞尔 · 普鲁斯特

切勿有劳回复！（如果您费心看了我的信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