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及其史传文学》：
前文已叙，范家曾作《春秋谷梁传集解》，儒学可谓代代相承，而《谷梁传》的特点正在“指归较正”。此“指归较正”意思就是说《谷梁传》所传述的儒学思想较其他二家更为正统。范晔著《后汉书》自然会秉承家学，戴着正统儒家的分辨镜来记叙历史事件，评判历史人物。历来学者也都认为范晔是推崇儒学的，他所持的观点，所站的立场主要是儒家的。邵晋涵在《南江文钞》卷三《后汉书提要》中说道：“《儒林》考传经源流，能补前书所未备，范氏承其祖宁之绪论，深有慨于汉学之兴衰。关于教化，推言始终，三致意焉。”汪荣祖曾说：“子长著论，徘徊于儒道之间；孟坚独崇仲尼，见乎字里行间；蔚宗则以儒教为精神血脉，融合于著论之间，以史事彰儒义，以儒义贯史事。其论东汉一代得失，几与儒学之盛衰、儒士之荣辱，息息相关矣。”（《史传通说·后汉诸史第十》）他认为与马、班相比，范晔更重视儒学。事实也是这样。范晔提倡儒家的王道精神，主张朝廷首先应该弘扬儒家的“道”，为了能够让儒“道”得以弘扬，朝廷当局应当有远见卓识，须重视教育与教化。东汉之所以能够击败列侯建国，得益的就是弘“道”。据《后汉书·邓禹传》，邓初见光武，即建议“深虑远图”“尊主安民”，后来又告诉光武能否平定天下的关键是“德之厚薄”，而不是占据地盘的大小。邓进军关中时，执行的正是这种“以德怀人”的政策，“师行有纪”，百姓望风而顺。邓随处所停即抚慰前来依附的百姓，“父老童稚，重发戴白，满其车下，莫不感悦”。他以“道”来扩展刘秀新兴政权的影响力。对邓禹这种弘扬大“道”的实践行为，范晔极为赞赏。他认为尽管邓禹在收复关中的过程中没能取得最后的军事胜利，但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功虽不遂，而道亦弘矣”（《邓禹传论》，自此以下凡引《后汉书》，皆不注书名，只注传名）。相反，如不能以弘“道”为己任，结果必败。公孙述就是例证。范晔评价他“道未足而意有余”（《公孙述传论》），“道”既不足，虽强力求得，又怎么能够实现呢？从儒家大道出发，范晔抛开朝廷正统观念，不以成败论英雄，赞扬能够持“道”的失败者。如隗嚣，虽然在与光武的斗争中落败，但“其道有足怀者”，所以能够“栖有四方之杰，士至投死绝亢而不悔者”。范晔认为，他最终败于光武，原因可能并不在道义上，而在机运上。（《隗嚣传论》）又，刘虞虽败于公孙瓒，范晔称赞其“守道慕名，以忠厚自牧。美哉乎，季汉之名宗子也！”
东汉建国后，国家元首也追求远“道”，在选择政府宰相上，尤其注重长远利益。“中兴以后，居台相总权衡多矣，其能以任职取名者，岂非先远业后小数哉？故惠公造次，急于乡射之礼；君房入朝，先奏宽大之令。夫器博者无近用，道长者其功远，盖志士仁人所为根心者也。”（《宋弘传论》）“惠公”即伏湛，“君房”即侯霸。二人相继为大司徒，为政尚宽大，说明在东汉初年，君主的政治眼光是长远的，“先远业后小数”，重大道，轻小利。对此，范晔也是极为肯定的，认为这样的策略“道长”，故能“功远”。
范晔甚至认为哪怕位为小吏，也应尊道、弘道。他赞扬陈寔能够“弘道下邑”（《左周黄列传论》），尽管陈之官位仅为太丘长。反之，臣吏如不能以“道”，而徒以力治理州郡，则不会得到百姓认可，更不会获得优异政绩。如桥玄为政威急，以至“众失其情”。范晔认为这并不是因为桥玄“力不足”，而是“有道在焉”，桥没有遵守儒家必循的“道”，并说“如令其道可忘，则强梁胜矣”（《桥玄传论》）。可见，在范哗心中，儒家的“道”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必须共同依从的大原则，有一种超越强力的深层力量。人们应该尊“道”，甚至为了“循道”，可以“释利”（《鲍永传论》）；为了正“道”，“正天下之风”，不求“徇名安己”，甚至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李杜列传论》）。
范哗认为仁道的治理，不仅能影响朝廷中心地区，更能化及边疆。他指出汉代“文约之所沾渐，风声之所周流，几将日所出入处也。著自山经、水志者，亦略及焉。虽服叛难常，威泽时旷，及其化行，则缓耳雕脚之伦，兽居鸟语之类，莫不举种尽落，回面而请吏，陵海越障，累译以内属焉”（《南蛮西南夷列传》）。而这些远人之所以来服，正佐证“柔服之道”以致远的儒家风化传统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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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祖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