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中国大学叙事研究》：
由于外部社会环境和作者思想认识的局限，二十年代末，柔石、胡也频、丁玲等人在表现大学人物走向革命十字街头时，明显带有不同程度的“左倾幼稚病”和“革命罗曼蒂克”色彩，对人物从个性解放到社会革命转换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和精神痛苦缺少必要的铺垫和深入的开掘。如果说朱胜璃对旧社会的诅咒情有可原，那么叶伟和李子清对集体力量和社会进步的思考和认识在很大程度上缺乏现实依据和叙事逻辑，显然是作者自己的革命思想僭越了小说人物的生活感悟。同样，经济学教授刘希坚和女大学生白华之间的因政治信仰导致的爱情纠纷及其后来的弥合升华，也缺乏现实生活基础和情感发展逻辑，更多的是作者革命浪漫想象的投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丁玲在《韦护》中把她一向擅长刻画女性细腻心理的笔墨挪移到男主人公身上，生动呈现了韦护在革命、爱情和艺术之间的矛盾冲突，但是最后韦护对爱情的毅然决然还是缺乏令人信服的铺垫。
三四十年代末，巴金、茅盾、沈从文等对大学人物尤其是青年学生在革命抉择过程中思想心理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进行了更为成熟的描写和开掘。巴金的小说向来以反映各种知识分子问题著称，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作品大部分都写知识分子的问题，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是我最熟悉的世界。当我写他们的时候，我觉得我会写得成功。”从处女作《灭亡》，到代表作“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以及“抗战三部曲”，以及短篇集《沉落》《神·鬼·人》《复仇》等，巴金集中描写了从“五四”到抗战时期的各类大学知识分子形象，反映了他们在时代洪流中的抗争、犹疑、痛苦、担当等各种行为表现和精神状态。《灭亡》中，杜大心在上海一个有名的大学读书，一年后因受到时代风潮的影响，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团体，后来竟然完全抛弃学业，离开学校，“把他底全副精力用在革命工作上”，以至于积劳成疾，最终因刺杀军阀未遂，牺牲了生命。杜大心的朋友李冷和恋人李静淑也都在上海N大学读书，也因受到“逐渐澎湃起来的新思潮底洗礼”，加入到革命组织，后来成为罢工运动的领导人物。《家》虽主要以高公馆为主要生活空间展开，但是作者同时也不惜笔墨大篇幅地描写了“外专”学生觉慧与同学们一道创办《黎明周报》、散发宣传手册、上街游行请愿等各种进步活动。小说中，主人公觉慧不止是一个封建家庭“幼稚而又大胆的叛徒”，更是一个毅然从校园走上街头的具有“激流”精神的青年知识分子。在《电》中，革命的闪电已经在“漆黑的天空中闪耀”，曾经幼稚的校园进步青年已经成长为街头成熟的革命者。在大学教书的吴仁民已经成为A地的革命斗争的核心人物，和大家一道走上街头，参加集会，发表演讲，散发传单。而李佩珠、敏、明、亚丹等一群年轻的革命者在爱情与革命、个人与集体之间经过深入思考，有了清醒认识。当明为了革命而用工作折磨自己，用忧郁摧残自己，并且“要消灭爱的痕迹”时，吴仁民告诉他：“个人的幸福不一定是跟集体的幸福冲突的，爱并不是犯罪。”李佩珠也说：“我们没有理由轻易牺牲，血固然很可宝贵，可是有时候也会蒙住人的眼睛。”《死去的太阳》集中描写了T大和东南大学的学生吴养清、程庆芬、高慧民等为了唤醒民众对西方殖民者的同仇敌忾，组织学生和群众集会演讲、罢课罢工、游行示威等革命活动。对于外国巡捕屠杀市民，武力占领租界，青年学生们决定“这次我们要有大牺牲的决心，用全力来做反抗运动。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但是随着罢工人数和次数的增加，困难也不断增多，人们的热情也渐渐冷却，罢工最终走向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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