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裕良文集》：
自从中唐发生安史之乱后，中国这个泱泱封建大国开始走下坡路了，到了宋代，为了对付新崛起于北方的契丹族的威胁，被迫将防务重心北移，从而放松了对南方的控制。宋太祖开宝三年（970年），越南丁部领统一各郡，建立了瞿越国，自号大胜。但为了应付内部及周围的敌对势力，他仍须借助宋皇朝的声威，于是向宋皇朝请封为交趾郡王，是为越南脱离中国封建王朝而独立建国之始，同时也是形成中越之间以大控小、以弱附强的宗藩关系的开始。
宗藩关系，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区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从表面上看，藩属国的国王必须由宗主国认可册封，而且定期向宗主国进贡和觐见，似乎宗主国对藩属国的控制很严，但从宗主国绝少干预藩属国的政治、经济、内政、外交的实际情况分析，则不难发现这种降尊事大的从属关系不过是偏重于表面形式的政治联系，或者说是一种礼仪性的交往。从宋开宝初年到清光绪中叶，中越宗藩关系保持了九百多年，其中经历了数不清的册封、朝贡，但究其实，许多堂皇的册封往往都只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主动权并不完全操在宗主国之手。例如，公元979年，黎桓篡夺了丁氏政权，开始，宋王朝曾派兵为丁氏撑腰，后因出师不利，只得接受黎桓的谢罪表，封他为交趾郡王，甚至当黎桓起兵侵犯邕州时，也以睦邻为重，不加讨伐；又如公元1009年，李公蕴夺取黎氏政权，遣使请封，宋王朝便照封不误，后来李朝乘虚攻陷钦、廉，围攻邕州，屠杀并掠走数十万居民，宋王朝被迫发兵声讨，但当李朝遣使“服罪”后，便立即罢兵修好，还允李朝之请，将邕辖广源州相赠。由此可见，宗藩关系中的不平等性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但会随着宗主国和藩属国之间实力的变化而增强或削弱，甚至还会出现藩属欺凌宗主的情况。
13世纪中叶，元蒙入主中原，不久便开始对周围诸国展开了历史上罕见的军事讨伐，交趾也因此屡遭兵燹，不得不在强大的兵威下屈服称藩，被迫一再声明要世守职贡。尽管这次黩武扩张风暴的形成原因尚有待深入探讨，但有一点应该肯定，即当时的中国各族人民也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368年朱明王朝建立后，曾为了维护越南的正统而派兵人越扶持陈氏王朝，助剿反陈的黎氏，后又以陈氏无后，便将藩封三百多年的安南改由明王朝的地方官布政使司管辖；永乐年间，黎利起兵反对明王朝对安南的直接统治，明王朝见黎氏已实际控制了安南局势，便照例承认既成事实，封黎利“权署安南国事”，后来又先后承认了莫氏的篡权及黎氏的复辟。
清廷取代明王朝后，越南黎氏王朝主动向清廷缴送明王朝所赐敕印，要求给予新的册封，康熙皇帝遂将安南都统使司改为安南国王。乾隆年间，阮光平推翻黎氏政权，建立了阮氏王朝，并请求清廷册封，清王朝不记援黎兵败之仇，不但循例照封阮光平为安南国王，而且赏赐有加。嘉庆七年（1802）阮福映虽然是借法国兵推翻了阮光瓒，自称嘉隆帝，但为了取得合法的统治地位，他也不得不援旧例向清王朝请封，并图谋要求将国名改为“南越”。但嘉庆皇帝十分清醒，没有被奇异的贡品和动听的谀辞所迷惑。他一面下诏嘉奖阮氏请封的悃忱，一面又将所请国名由“南越”改为“越南”，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同时在册封诏书中明确指出：汉时赵佗的南越国疆域甚广，两广亦在其中，而阮福映所领不过是交趾故地，其所封之地在百越故地之南，以越字冠于上，乃仍其先世疆域，以南字列于下，乃表其新赐藩封，不致与古南越国相混淆，字义亦属吉祥。①这一封赐，固然是越南国得名之始，这一明谕，也是区分赵佗带领岭南各族人民创建于汉初的“南越”，与阮福映领导安南各族人民创建于清代中叶的“越南”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的界线。由于历史的原因，汉初赵佗的南越国疆土曾包括交趾北部，但交趾自970年独立建国后，九百多年来一直活动在印支半岛的交趾故地；即使阮福映的实际领地也只限于这个半岛的中北部。既然如此，当然就没有理由沿用两千年前的“南越”国名造成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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