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善治之城：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苏州探索》：
社区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基础场域。城市社区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既是联系基层群众服务群众的基本单元，同时也是党和政府落实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最后一公里”。近些年来，苏州不断推进党领导下的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全面提升社区治理法治化、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和组织化水平，有效地促进了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的效能实现。
一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的挑战
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加速了城市经济社会结构的变革，这种变革的剧烈程度和深刻程度都远远超过了先发现代化国家当年的经济社会转型经历，这使得当今的城市发展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此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也面临着诸多新问题。
（一）人口大规模快速流动与属地管理间的矛盾
在传统的属地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主要根据户籍制度对公共资源进行相应配置，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对象是户籍人口，涉及的管理范围主要以行政管辖区域为界。但这种公共资源配置的机制适用于人口流动相对静态的社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口出现了大规模流动。按照苏州市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苏州常住人口为1275万人，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增加229万人，增长21.88%。此外，苏州现有流动人口规模大约在500万左右。常住人口中的城镇人口占比达81.72%，流动人口更是主要集中在城市中。
当大量人口涌入后，流动人口的管理服务需求也开始由原户籍所在地转移至工作地或现居地。而流入地地方政府可支配的财政资源、公共服务设施以及行政编制等各类资源相对有限，人口的属地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持续供给有较大压力。一方面，认识的局限性影响着城市流动人口管理和城市社区治理的效果。作为流入地政府应对流动人口进入城市的必然性、长期性、可能性进行提前预估，否则就会导致政策与管理落后，使得各具体部门工作不够协调，政策衔接效果欠佳，无法形成治理合力。另一方面，属地政府管理体制层面存在不协调、分割化等问题。从流动人口管理现状来看，职能部门在处理具体事务的过程中存在职责分离、多头管理、相互脱节等不协调问题，其中城乡接合部人口管理问题尤为突出。以相城区为例，自2008年以来，刑事案件数量与流动人口同步增长，每年流动人口犯罪人数占每年犯罪总人数比例一直保持在80%以上。可见，快速的人口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流入地政府的管理难题，增加了人口快速流动与属地服务管理间的矛盾。
（二）服务需求激增与供给不足间的矛盾
社区服务承担着协调社会关系、减少社会冲突、预防社会问题等重要功能。加强社区服务是创新社会治理、构建安居乐业幸福生活的需求。对于生活在社区中的人来说，其所需要的社会服务也是一种持续存在并不断增长的需要。一方面，社会发展进步促使社会成员对于社区服务的需要更加多样化，既包括社区养老、残障人士服务、儿童与青少年服务、贫困家庭的救助与资助、志愿者服务等基础服务范畴，同时也包括中国转型期的一些特殊领域，如农民工、失地农民、城市贫民、失业大学生等群体的需求服务。另一方面，人的需求层次也不断提高，人们追求更加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服务，以此满足其家庭服务、职业福利、能力提升、和谐关系等需求内容。特别是近些年来，各地不断加大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力度。与此同时，高层次人才对具有一定品质的教育、医疗、住房、生态等公共服务需求给各地政府提出了新的挑战。
面对服务诉求“质”与“量”的增长，基层社会治理正面临着供给不足、配置不均等问题。如苏州老年户籍人口在“十四五”期间将突破200万，但在养老设施建设、人才培育、风险防控等方面存在诸多难点、痛点和堵点。在社区治理层面，随着“政社分离”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大量公共服务需要由社会组织来提供。但由于发展时间较短，高素质社会服务人员缺口巨大，现有服务组织间素质参差不齐，发挥的功能和成效有限。此外，社区服务受时间、成本等条件约束，无法同时满足所有居民的服务诉求，如高质量的家庭综合服务中心集中在高收入群体聚集的新建小区，而城中村等地就少有完备的社区配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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