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践兴越灭吴史论
悄君弟
勾嵊山，又名句无山，会稽之余脉，“勾践所都也”。它是越王卧薪尝胆地，更是春秋末期吴越争霸无可争议的地标，见证了吴越两国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公元前494年，越国战败，“国为墟棘，身为鱼鳖”；公元前473年，越军破姑苏，擒夫差，“越兵横行於江、淮东”“中国皆畏之”，成为战胜国。
公元前492年，越王勾践君臣入吴，拘于石室，养马为奴；公元前472年，勾践兴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盟于徐州，周元王赐勾践胙（zuò），命名伯，诸侯毕贺，号称霸王。
短短20年，从战败到战胜，从俘虏、奴隶到霸王，勾践及越国先民们究竟做了什么？历史的戏剧性后面有着怎样的必然规律？历史在告诉我们什么？回望过去，对我们今天的民族复兴又有什么借鉴和启示？
勾践从吴国为奴归国以后，第一件事就是确定报吴的目标。他反复以复仇报国统一群臣和全国上下的思想。用他自己的话：“孤之怨吴王，深入骨髓。……虽要领不属，手足异处，四支布陈，为乡邑笑，孤之意出焉。”（《越绝书·陈成恒》）勾践也反复与群臣商讨复仇大计，请教报吴方略。在范蠡、文种的帮助下制定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待机而动的总体方针。文种献了灭吴九术，计倪、扶同、若成等都贡献了非常好的谋略。越国上下一心，群策群力，走上了复仇复兴的道路。
根据现有史料，回望勾践兴越灭吴大业，个中逻辑，既有历史的偶然，更具历史的必然，概括起来可以从对己（国家建设）、对敌（对敌斗争）、对人（外交运筹）三个维度进行阐析。
一、对己
1.在治国理念上。确立民本思想
《吴越春秋》记载：越王时问政焉。范蠡曰：“天地之间，人最为贵。”大夫种曰：“爱民而已。”计倪曰：“夫仁义者，治之门，士民者，君之根本也。”文种详细说明了爱民的内容：利之无害，成之无败，生之无杀，与之无夺。并进一步解释说：不失其时则成之，省刑去罚则生之，薄其赋敛则与之，无夺所好则利之。要求勾践“遇民如父母之爱其子，兄之爱其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
勾践实践了这些思想。“于是葬死者，问伤者，养生者；吊有忧，贺有喜；送往者，迎来者；去民之所恶，补民之不足。”（《国语·越语上》）
越国还采纳了大力奖励生育的政策。《国语》记载：“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守之。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子，公与之饩。当室者（当室者：家中嫡长子）死，三年释其政（释：免除；政：赋税徭役）；支子（支子：庶子）死，三月释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妇、疾疹、贫病者，纳宦（纳宦：官府收养）其子。”生养繁殖人口，增加劳力和兵员。
民本思想的实施，爱民政策的推进，团结了越国民众，促进了民富国强。《越绝书》说：“行之六年，士民一心，不谋同辞，不呼自来。”《吴越春秋》说：“于是人民殷富，皆有带甲之勇。”《国语》说：“十年不收于国，民俱有三年之食。”
2.在发展战略上。坚持人才至上
刚从吴国归来，“勾践之地，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广运百里”。广运百里，是指方圆百里，东西为广，南北为运。越国偏处一隅，地狭民少，战略资源不多，人才是唯一依靠。所以勾践听进了计倪说的“失士者亡，得士者昌”的道理，明白了“盛衰存亡，在于用臣，治道万端，要在得贤”。越国一时人才济济，尽得其用。如范蠡、文种、计倪、扶同、若成，以至越女、陈音、欧冶子等，灿若星河。
礼贤下士。子贡东见越王，越王闻之，除道（清扫道路）郊迎（走出国都到郊外），身御（亲自驾车）至舍。《越绝书·陈成恒》记述了这段历史，并连用三个稽首再拜，描述勾践向子贡求教的诚意。“得人心，任贤士……邦之宝也。”（范蠡语）
问计于士。勾践回越以后，每遇大事，必召群臣商计：“今欲定国立城，人民不足……为之奈何？”“孤欲……专恩致令，以抚百姓，何日可矣？”“孤未知策谋，惟大夫诲之。”《吴越春秋》记载：“越王遂师八臣与其四友，时问政焉。”
不拘一格，唯才是用。勾践置臣：“不以少长，有道者进，无道者退。愚者日以退，圣者日以长。人主无私，赏者有功。”（《越绝书·计倪内经》）计倪年轻，当时地位低，但由于敢于直言，善于谋划，受到重用。
放权任士，知人善任，人才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勾践委国政于文种，使荒无遗土，百姓亲附；赴危地带范蠡，辅危主，存亡国，往而必返；奉令受使于曳庸，出不忘命，人不被尤；问谋略于计倪，候天察地，分别妖祥；托军事于诸稽郢，望敌设阵，飞矢扬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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