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南文人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会议综述
李帅
2018年9月14—16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召开“江南学高端论坛2018”暨“清代江南文人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学术研讨会。来自日本金泽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安徽大学、湖北大学、宁波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上海博物馆、上海社会科学院等科研院所的30余位学者与会，围绕明清时期江南文人的乡居、仕宦、读书、集会等日常生活及其背后的精神世界展开了深入讨论。
一、 江南文人的生活
在江南的历史上产生了无数的文人。本次会议有多位学者依据日记、家谱、书信、文集、地方志等材料，对清代时期江南地区一些富有特色的文人生平进行了详尽而生动的介绍。北京大学的张剑教授根据《何汝霖日记》勾勒出晚清军机大臣何汝霖的乡居生活。一位晚清显宦，在亲友众多，风土人情较为熟悉的家乡，一方面因为仆人、塾师、亲戚朋友带来的烦恼；另一方面因为乡居时发生水灾，以及作为乡居官员的责任和义务让他发出“居乡诚不易”的感叹。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审周绚隆根据《侯岐曾日记》的记载介绍了抗清志士夏完淳的一生，并试图揭示和理解乱世中人的心情。关于夏完淳的存世资料较少，因此这部日记关于他的记述就显得格外重要，周先生的文章也显得尤为必要。黄山学院的韩宁平教授介绍了新近点校整理的《何宗逊日记》的主要内容及史料价值。
南京大学张宗友教授根据朱彝尊的文集、书信、交游等，介绍了朱彝尊的江湖之行、仕宦之旅与难归之隐。复旦大学出版社胡春丽博士的《沈荃简谱》比较详细地勾勒了华亭沈荃的一生。复旦大学张桂丽博士根据墓志铭、诗文集等，讲述了康乾间江南儒师方楘如的一生，并介绍了方氏的著述及治学宗旨，以点带面，揭释了清前中期江南文人的生活与精神。黑龙江大学许隽超教授通过对奏折、书信等材料的梳理，考订了“西泠八家”之一的陈鸿寿的生平事迹，尤着墨于陈氏的宦海生涯，从中揭露出陈氏的心态及艺术创作的演变过程。
宁波大学钱茂伟教授通过对杨学泗家谱和著述的耙梳，对杨氏的表忠史学予以详细的介绍与细致的分析，并对其他杨氏族人的学术文化工作予以梳理，得出杨氏在清代政治圈的影响甚微，因而影响到家族的学术贡献的结论。上海社科院王健博士则考察了嘉兴王江泾陶氏家族的事迹。
湖北科技学院朱志先教授以《船山遗书》的刊刻为例，考订了张文虎与曾国藩的学术交谊。浙江工商大学宫云维教授通过对文集、地方志的研究，讲述了颜回后人颜崇椝的家世与生平，介绍了颜氏著述，考证了颜氏与翁方纲、阮元等人的交往。黑龙江大学张宏波博士通过对张惠言、鲍桂星交往的考订，揭示了嘉庆己未科进士的同年之谊。
值得一提的是，安徽大学王献松博士对徽州大儒汪绂的研究，他选取文人生活中较为罕见的焚稿作为切入点，考察了汪绂焚稿的时间，所焚之稿的内容和未焚之稿的遗存情况。从而揭示出焚稿事件是汪绂学术由驳杂无归、未轨于道转向研经求道、一以朱子学为归的标志性事件，在其学术生涯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二、 江南文人的经学
江南历来为经学重镇。探讨江南文人的精神世界，江南文人的经学是绕不开的话题。本次会议收到数篇关于江南经学的优秀文章。安徽大学徐道彬教授以金榜《礼笺》为例，讨论了清代徽州社会与“礼学”的关系。徐教授指出，明清徽州社会尊卑有序，礼仪井然，但也有少量佛、道人员蛊惑人心。徽州学者找寻古代圣贤礼仪，发愤著书，以振兴世风，金榜即是其中一位。在金榜这些儒家礼学家的努力下，儒家文化传统形成威权，徽州社会呈现出“徽州独无教门”的社会特点。黄冈师范学院曾军教授以孙希旦《礼记集解》征引朱子为例，讨论了朱子礼学的清代流响。曾教授对朱子礼学在清代的流传情况和《礼记集解》征引朱子文献来源均作了详细考订，并指出朱子礼学对清代礼学的影响为日用常行、反躬省察、居敬穷理的修养功夫论。上海社科院张涛博士则比较了徐乾学编纂的《读礼通考》《五礼备考》和秦蕙田所著《五礼通考》，发现《五礼通考》案语有直接化用《五礼备考》案语之处，秦氏之书应该是吸收利用了徐氏所编之书。并由此论及清初通礼编纂之风气和学术代工现象，引发热烈讨论。
此外，中华书局朱兆虎根据宋云彬摹录章太炎上曲园老人手札九通和钱玄同《与顾启潜书》，考订章太炎《春秋左传读》成书时间为光绪十九年（1893），纠正了《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成书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的说法。上海师范大学石立善教授则考证了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的称经改字现象，归纳其改字义例14条：改古文为今文，改今字为古字，改古字为今字，改今文为籀文，改假借字为本字，改本字为假借字，改假借字为俗字，改俗字为正字，改俗字为假借字，改俗讹字为隶省俗字，改后起俗字为俗字，改从古本，改从异本，改异文为假借字。盐城师范学院陈开林博士对仪征布衣经生刘毓崧进行考察。刘氏著作博涉四部，多为考据之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仪征刘氏，自刘文淇起，三代注《左传》，刘毓崧作为承上启下的第二代，其价值不言而喻。由于刘毓崧未取得功名，迫于生计，久居曾国藩、曾国荃幕下，代为校书，其《通义堂文集》十六卷，有代人捉刀之文39篇。对刘毓崧日常生活的考察，对于江南文人中布衣经生这一群体的研究无疑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呈现。北京大学哲学系李科博士探讨了曹元弼与晚清今文经学的关系。曹元弼遍注群经，为近代重要经学家，经历了晚清今文学转向议政变法最激烈的时期，因此其经学研究必然要面对晚清今文学。曹元弼对晚清今文学总体上持否定态度。其反对的原因，除了对今文学借以发挥的“黜周王鲁，以《春秋》当新王”及孔子素王改制之说的不认同外，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出于正学术以正人心的经世目的和对以五经为代表的传统伦理秩序的维护。同时，曹元弼又以是否有害于世教人心，是否深于礼学及与郑朱之从违、是否以考据学方法治经等标准对今文学的具体成果进行鉴别，择善而从。西藏民族大学任群教授则对清代嘉庆、道光年间著名学者钱仪吉的著述目录进行了考订。
三、 江南文人的风雅
作为江南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江南文人，不仅仅经术深湛，风雅更是江南文人的日常。中国社会科学院陈才智研究员以《日常与风流——从醉白池看清代江南文人对醉吟诗风的接受》为题，首先梳理了醉白池从北宋朱之纯的阳谷园演变为明代顾大申醉白池的历史，并揭示醉白池的命名与苏轼、韩琦、白居易等文化名人有关，醉吟诗风早奠。明清之际，在诗意盎然的醉白池，顾大申、卢简、黄宫允、蔡显、徐今吾、郁造、金玉堂、徐圣功、胡蔼堂、祝德麟等人屡屡举办雅集，建立了原社、祈雪社、九老会、七子会、云间七子社、醉白池诗社等名目。醉白池至今堂轩仍存，亭舫犹在，承继唐宋醉吟诗风的江南文人，浸润于风骚两种诗歌传统，于如水的日常和如山的风流之间，恰当的平衡和调谐，将日常与风流组为双重变奏，在生活场景和日常心情的描写中，容纳人生的反思和体悟，酿为清代诗歌史上的融风流于日常的别有意味的诗意江南。复旦大学冯贤亮教授则探讨了嘉善县域社会中顶级的曹氏家族中的曹庭栋。曹庭栋家资丰厚，淡于仕进，在家乡建有永宇溪庄一座，在庄内种梅、赏梅，举办文人雅集。曹庭栋寿享八十有七，对其寿藏精心设计，规划有序。通过对曹庭栋留世诗歌和墓园规划格局的研究，反映出一个疏离政治场域的地方士人的基本面貌。复旦大学李春博对徐乾学第五子徐骏的隐逸心态和悲剧人生作了研究，李老师文通过考察徐骏两部诗集《石帆轩诗集》与《坚蕉续稿》，结合相关文献勾勒徐骏的生平事迹。徐骏多愁善感，叹息自己幼年即成孤儿，渴望亲情与友情，大部分时间居住于太湖西山之中，喜爱吟诵春花秋月。他不齿于污浊贪鄙之世风，与人情风俗格格不入，考中进士并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后20日即辞官回乡，隐居山中。但徐骏始终无法完全脱离世俗家庭生活，挣扎于尘世和宗教之间，雍正初年他又重新出仕，最终因诗文语含讥刺而被杀，徐氏家族也因此而彻底衰落。徐骏被杀的原因，除了其自身的性格外，也与雍正年间清朝统治者已经完全巩固了自身统治有关。康熙年间，清廷尚需要江南士绅的配合。江南地区的赋税在朝廷岁入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江南地区社会稳定对于清廷来说至关重要，故康熙帝充分利用江南地区的汉族士大夫参与朝政，借以稳定统治，昆山徐氏因之而盛极一时。康熙中期以后，清朝统治逐渐得以稳固，康熙帝对徐乾学等江南汉族士大夫之间的党争予以抑制，昆山徐氏由盛而衰。雍正时，由于当时清朝统治已经完全巩固，故其对江南汉族官员痛下杀手，海宁查氏、昆山徐氏皆为例证。从徐骏身上可一窥江南汉族官员在清前中期的宦海浮沉。上海师范大学徐茂明教授作了近代苏沪地区文化世族的转型研究。他对文化世族的内涵、近代家族组织与家族观念的更新、“士绅”与“地方精英”身份的转变、家族教育方针与择业观念的转变、文化世族的家学与近代传承、功名和财富与家族血系绵延时间的关系、血缘与地缘之间错动均作了深入分析。上海社科院叶舟博士以清代常州地区为个案，讨论了当时江南地区文人雅集的概况及文人雅集对江南学术文化的促进作用。湖北大学马建强博士则是对李慈铭读书的始于变、读书的心态、读书的内容与偏好以及李慈铭的购书与藏书做了细致入微的勾画。
南京大学范金民教授探讨了清代中后期江南昆曲与其他地方戏曲的竞争与消长。乾、嘉之际，传统的昆曲演出大本营苏州，新兴秦腔等“花部”戏，大有后来居上替代昆、弋声腔之势，苏州昆曲同业向地方官府呈请弘扬雅部，禁演花部，表面上是为纯净戏曲内容整肃视觉氛围，实则是为维护演出市场挽留票房收入。此举得到地方士人、苏州织造、江苏巡抚的响应，于是嘉庆皇帝下达了禁止“花部”戏曲的告示。但一方面因为昆曲欣赏度和受众面皆有局限，曲高和寡；另一方面由于乾隆皇帝爱看“花部”戏，嘉庆、道光也曾召乱弹艺人入内廷演出，所以到了同治、光绪年间 “花部”戏已经成为主流，自明嘉靖年间兴起风靡全国的昆曲渐趋式微。由此可见，皇帝的特殊偏好对“花部”戏的发展起到了倡导作用，引导民间观剧审美的欣赏态度，在各地戏曲的传播弘扬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上海博物馆陈凌通过对吴历不同时期画作的研究，对于这位顺、康之际的天主教徒的心路历程作了深入细致的考察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堪称海内外江南史研究重镇，业已取得大量研究成果。本次会议以江南文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为研究主题，群贤毕至，人文荟萃。与会学者大量利用日记、书信、文集等一手文献，信而有征，立论扎实，对江南史的研究起到一定推动作用。主办方和与会学者都希望江南学高端论坛能定期举办下去，以期把江南史的研究推向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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