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1850 年来华，在宁波传教。1858年任美国首任驻华公使列卫廉的翻译，参与起草《天津条约》，1863年由宁波调往北京。1869年经赫德推荐，就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后，被聘为西学总教习。1916年在北京去世。著有《花甲忆记》《汉学菁华》《中国觉醒》等多种著作，并曾将惠顿的《万国公法》翻译为中文。

沈弘，北京大学学士、硕士、博士。现为浙江大学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及“沈弘工作室”负责人；浙江省翻译协会副会长、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学科外国语言与文学组成员、哈佛燕京学社2018—2019学年访问学者。

《汉学菁华》是19世纪曾先后担任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美国人丁韪良的中国研究著作。作为当时首屈一指的“中国通”，丁韪良不仅精通中国的语言文字，而且熟悉中国的历史文化，对中华民族和中国文明有着深厚的感情和同情心，对中国的未来怀有殷切的希望。这部著作写于1906年，从科技、文学、哲学、教育、历史等方面向西方社会全面介绍中国并提出了一系列思考，可以说是作者近50年中国研究成果的汇总，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汉学菁华》首版译者序

沈  弘

　　平时逛书店，我总会对介绍海外汉学的这一类书籍快速浏览一下。令人遗憾的是，在《海外汉学史》这一类书中一般很难见到丁韪良的名字，似乎他并不在汉学家之列；即使偶尔被提及，也往往是在“美国早期传教士汉学家”这样一个篇幅很短的章节里一闪而过。至于丁韪良的著作，人们最常提到的也只是《万国公法》《花甲忆记》等较为知名的作品，而《汉学菁华》则几乎无人会提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丁韪良的这本书就像美国旅行家盖洛考察中国的那四本著作（《中国长城》《中国五岳》《中国十八省府》和《扬子江上的美国人》），或德国建筑师柏石曼考察中国古建筑的那六部著作（《普陀山》《祠堂》《中国建筑》《建筑与景观》《中国的建筑陶瓷》和《中国宝塔》）一样，湮没在历史的灰尘之中，被世人所遗忘。

　　然而，假如我们翻开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人写中国的许多书籍，丁韪良却是最频繁被提及的“中国通”或汉学家之一。尤其是当时来中国考察或旅行的美国人，到了北京之后，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去拜访住在西山的丁韪良。因为他是最早向西方，特别是美国，介绍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学者之一。而且他在中国的经历确实非常独特和丰富：当过传教士、外交翻译、北京崇实馆的校长、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甚至还被中国的皇帝赐予二品顶戴。光凭他在中国生活的那六十二个年头，相信就无人可以与之比肩。

那么，丁韪良的《汉学菁华》之所以被人遗忘，是因为书中的内容过时，不再令人感兴趣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书中所讨论的许多问题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是热门的话题。而且有许多现在听来似乎还振聋发聩的观点，丁韪良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就已提出来了，可惜一直没有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我最早接触到这本书是在1999年。当时我因指导北京大学英语系一位二年级本科生做一个有关丁韪良与北大校史的科研项目，所以将北大图书馆所藏跟丁韪良有关的西文书和报刊文章都翻阅了一遍。当时看到《汉学菁华》这本书中一些颇为超前的观点，也曾眼前一亮，但毕竟当时的关注点还是在于搜寻老照片，以及丁韪良与京师大学堂早期历史之间的关系，所以那时还没有真正意识到这本书的重要性。

　　之后不久，中国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有关应试教育的弊病、素质教育以及创新思维重要性的大讨论。几年过去了，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仍方兴未艾。但是令我感到失望的是，应试教育有理的论调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正在逐渐占据上风，因为实践证明，在作为应试教育指挥棒的全国统一高考尚未得以改造或取消的情况下，素质教育的调子唱得再高，也是难以真正实行的。一方面，鼓吹应试教育有理的人至今还在振振有辞地诘问：中国一千多年涌现的这么多优秀人才，哪个不是应试教育的功劳？另一方面，北大、清华、同济等名校的校长们也无可奈何地承认，高考制度尽管不甚理想，但也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就连教育部长周济也不得不承认，“应试教育愈演愈烈，素质教育难以推广”。这不得不令人想起在中国办了一辈子教育的丁韪良一百多年前就已指出的中国教育制度中弊病的症结所在，以及他有关应试教育的观念扎根于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难以轻易改变的远见卓识：

　　在其他国家，哪怕是一个启蒙课程的教师，也会给随机应变和原创性留出空间。对于那些不喜欢学习的人，老师会通过教授“符合学生兴趣爱好的知识”来激发学生对学习的热爱；迟钝的理解力必须要用引人注目和恰如其分的例子来唤醒它；而对于那些热切和勤勉的学生，“通往帕纳塞斯山①之路”虽然并不平坦，但老师至少会把道路指得非常明确，以便学生们在攀登时不会因为走错路而白费力气。在中国却没有任何这样的情况。在这个以整齐划一而著称的国度中，艺术和文学的所有过程都采取固定的模式，就像他们的衣服样式和梳头的方

式那样。学生们全都沿着他们的祖先在一千年前所走过的道路，而这条路也并没有因为有这么多人曾经走过而变得更为平坦。（《汉学菁华》第十六章）

    尽管中国人的衣服式样和梳头方式目前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应试教育的传统观念却依然如故，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仍难以改变。

　　正如丁韪良在《汉学菁华》的“前言”中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关于国际法的基本观念最早萌芽于古代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一理论是他具有原创性的发现。关于这一点，恐怕没有人会提出质疑，因为在这一领域他已经是公认的权威。

　　早在1858年，丁韪良就将美国法学家惠顿的国际法著作译成了汉语，并把它呈送给了清政府的总理衙门，后者甚至还依据该书打赢了一场跨国官司。1869年，丁韪良在被聘为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同时，也同时被聘为该馆的国际法教习。为了提高自己在这方面的专业水平，丁韪良还专门趁休假的机会回到美国，在当时被公认为西方国际法权威的耶鲁大学校长指导下完成了一篇有关国际法的博士论文。估计本书最后两个章节的内容就跟他的那篇博士论文有关。丁韪良在那两个章节中所提出的观点是：中国在战国时期就有了比较完备的国际法基础，并且十分注重和平的外交手段和技巧，当时的苏秦、张仪、公孙衍等纵横家在当时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和外交活动中发挥了十分重大的影响。但是到了近代，这些国际法惯例和外交手法都已经被人遗忘。他因此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尽管中国人的外交天赋为世人所公认，但下列事实知道的人却并不多，即中国与外国列强的冲突大多数都是起源于中国缺乏外交手腕。中国人与外界的长期隔绝和由一位皇帝统治广袤帝国的方式导致了他们蔑视其他的国家，而且在与其他国家发生争执时往往诉诸武力，而非外交。

　　中国需要在逆境这所学校中重新学习。

　　这样的结论，中国人未必能接受。但是这并不等于它们完全没有任何可以引起我们反思的价值。

　　丁韪良谈论汉学的一个有利条件就是他本身在西学和汉学这两个不同领域均具备深厚功底，因而能够在这两个领域之间游刃有余。无论讨论什么问题，他都能把汉学置于西学的视角下进行审视，因此他的评论也就更具批判性和客观性。例如他对于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和丝绸等科学和技术发明如数家珍，尤其是他把现代化学的前身——即西方的炼金术——追溯到古代中国的炼丹术的分析读起来很有说服力。因为丁韪良本身在格致学这方面就颇有造诣，早在京师同文馆时期，他就亲自编纂了《格物入门》《增订格物入门》《格物测算》等中国最早介绍力学、水学、气学、火学、电学、化学、测算举隅等数理化学科的教科书。后来，他还编辑过专门介绍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理论和新型工艺技术，以及中国学者近代科学研究成果的杂志《中西闻见录》，在京师大学堂时期又继续刊印了《重增格物入门》。所以，他来介绍和研究中国的科技发展史，完全就像一个驾轻就熟的行家里手。

　　在介绍儒家经典时，丁韪良首先要考证其文本的真伪，这种做法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学养和做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在论述中国文学作品时，他会首先将中文的语法特点和行文特征跟英文进行对比，并由此总结出中文注重简洁、对仗和用典等主要特点，还提请读者注意区分文言文和白话文，公文、私人信函和八股文等不同文体之间的风格差异。这不仅对于一个初涉汉学的外国人是很好的入门指南，就是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也富有启迪意义。

　　读丁韪良的《汉学菁华》，其感受与读一部刻板的教科书截然不同，这主要是因为作者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广博学识和丰富阅历，运用众多的典故和故事来作为例证，并且能举一反三，通过跨学科的联想和比较分析来扩展读者的视野，所举的例子亦能跟书中的整个语境融为一体。例如在第八章中介绍中文书信体的风格特点时，丁韪良列举了苏东坡和黄庭坚的《苏黄尺牍》以及袁枚的《随园尺牍》来说明尺牍的两种不同风格，但他最感兴趣，用了很大篇幅来介绍的却是一部1879年在北京刊印的四卷本《滋园粤游尺牍》，其作者刘家柱是广东巡抚衙门的一位师爷，后者所写下的这一组私人信函不仅语言生动，更重要的是涉及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真实历史背景。信中所描述的日常生活和言谈的种种细节栩栩如生地再现了作者的个性、为人处世的方式、亲身经历的大小历史事件，以及在特定社会环境下对于各种事物的看法和评论。就这样，丁韪良就把对一种特殊文体风格的分析与对中国的社会学调查和历史学研究糅合在一起，使作品读起来令人兴趣盎然。

　　要想透彻地介绍一个民族的文学和文化，首先得精通对象国的语言。在这一方面，丁韪良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他具有语言方面的天才和在中国长期居住的经历。1850年刚来中国的时候，丁韪良这位23岁的美国传教士就已经掌握了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等西方古典语言。来到宁波后，他主动要求不跟别的传教士一起住在城外的传教士团驻地，而是单独住到城里，以便能跟当地中国人打成一片。时间不长，他就基本掌握了当地的方言，可以用宁波方言来布道，并且独创了一套宁波方言的拼音文字，反过来教当地人来读用宁波方言翻译的圣经。他很快又掌握了官话、文言文，并且花了九年的业余时间通读了几乎所有重要的中文典籍。所以在《汉学菁华》的前言中，他可以自豪地宣称：“书中所引用的材料完全取自中文典籍的文本，而且是作者原创性研究的成果。”

　　纵观全书，我们发现作者的阅读面之广确实是令人惊叹的：除了儒家传统的十三经之外，还有《老子》《庄子》《荀子》《管子》《列子》《谭子》等诸子的著作，外加《孔子家语》等伪作；在文学方面，他还引用了贾谊的《鸟赋》、苏武的《留别妻》、班婕妤的《怨歌行》、李白的《长干行》《月下独酌》，《千家诗》等一些他亲自翻译介绍过的诗歌作品，以及《聊斋志异》、韩愈的《原道》、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刘基的《卖柑者言》等散文作品。要知道，在19世纪末，中国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被介绍到西方去的寥寥无几。丁韪良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开拓性的翻译工作。丁韪良所引用的说教性的作品有《明心宝鉴》《名贤记》《朱柏庐治家格言》《弟子规》《三字经》《圣谕广训》《玉历钞传》《感应篇》《阴骘文》《二十四孝故事》《菜根谭》等。有关宗教和哲学方面的书就更多了，在这儿只能简单提及《普曜经》《六言杂字》《观音经》《吕祖九品经》《高上玉皇心印妙经》《化书》《悟真篇》《抱朴子内篇》《格致镜原》《文昌帝君阴骘文》《周敦颐集》等作品。还有《皇朝词林典故》《二十四史》，等等。这还仅仅是中文的书籍，作者在书中所引的西文资料范围可能更加广泛。应该指出，在当代的西方汉学家中，目前已经很难找到像丁韪良对于汉语和中文的各种形态如此精通，对于中文典籍和通俗作品如此熟悉，对于中国的社会生活现实如此了解，以及西学根底如此深厚的人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汉学菁华》不失为一本有价值的好书。

　　当然，还需要指出的是，《汉学菁华》一书的插图中包含了一些有重要历史价值的老照片，其中有丁韪良在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时所拍摄的肖像照片，丁韪良率领全体西教习和副教习们，以及管学大臣孙家鼐率领全体提调和中教习们在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前的合影，以及丁韪良与京师大学堂学生们在一起的照片。这最后一张照片在过去的好些书中曾被说成是丁韪良与同文馆的学生在一起。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这本于1901年出版的书，其语境是京师大学堂，而不是同文馆。在1896年出版的《花甲忆记》中，丁韪良曾用了整整两个章节的篇幅来介绍同文馆，并且用了多幅同文馆的照片作为插图。本书中的插图还有几张丁韪良亲自考察北京贡院时拍摄的照片。这些照片本身对于汉学研究来说就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丁韪良的《汉学菁华》一书以前并没有中文译本。但是我最近查到，在台北中华书局于1981年出版的刘伯骥《丁韪良遗著选萃》一书中含有该书第四部分“中国教育”中几个章节的译文（我所看到的是第16、17和19章译文的复印件）。但是刘伯骥先生所依据的原文跟我们有所不同。因为《汉学菁华》中的一些章节，丁韪良此前曾发表在一些杂志和《翰林论丛》（Hanlin Papers）一书中，刘先生所依据的正是早先的文本，跟《汉学菁华》专著的文本略有不同。经过比对，我觉得我们的译文在质量上还是有优势的，刘先生的译文尽管也不错，但是总的说来，他的译句结构比较西化，读起来不太顺口；有些作者引用的原文他没有花费时间去查找。

    《汉学菁华》这本书的翻译前后历经三年，其中的艰辛外人是难以理解的。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们不得不根据英译文来逐一查找丁韪良在书中所引作品的原文。由于在20世纪初的西文书中还没有严格的注释体例，所以作者往往在引用时并不提供确切的出处，在很多情况下读者甚至连被引用作品的名称都不知道。所以我们每译出一段疑难的引语，背后几乎都有一个曲折离奇的侦探故事。好在我们把寻找原文的艰难过程看作是补习国学的必要经历，所以每当找到原文，完成了翻译工作之后，总能体验到辛勤劳动所带来收获的快乐。

　　在查找原文的过程中，中国科学院的韩琦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华川先生和邸永君先生、北京大学英语系的外籍客座教授Thomas Rendall先生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北京大学的博士生姚彬和孙继成两位同学帮助查找和复印了资料。还有一些我现在说不出名字的人为我们查找资料也花费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本书初版编辑吕爱军女士为查找资料和纠正译文中的错误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在此特一并表示感谢。

　　尽管译者们已经尽力，但我相信本书的译文中肯定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错误，希望读者发现之后，不吝赐教，以便改正。

2007年7月16日凌晨

于台北辅仁大学文德客房

目    录

序篇 中国的觉醒 1

第一卷 中国对于技艺和科学的贡献

第一章 中国人的发现 15

第二章 中国人在哲学和科学领域里的冥思 25

第三章 中国的炼金术；化学的起源 36

第二卷 中国文学

第四章 中国的诗人和诗歌  63

第五章 儒家伪经  72

第六章 孔子与柏拉图：一个偶然的巧合  89

第七章 中国的散文作品  93

第八章 中国的书信写作  107

第九章 中国的寓言  118

第十章 中国本土的说教作品  121

第三卷 中国人的宗教和哲学

第十一章 三教，或中国的三大宗教  137

第十二章 中国人的伦理哲学  173

第十三章 中国人有关灵感的看法  195

第十四章 为基督教做准备的佛教  210

第十五章 中国人的祭祖  224

第四卷 中国的教育

第十六章 学校和家庭训练  239

第十七章 科举考试  262

第十八章 翰林院  279

第十九章 中国一所古老的大学  311

第五卷 历史

第二十章 中国历史研究  325

第二十一章 古代中国的鞑靼人  345

第二十二章 古代中国的国际法  361

第二十三章 古代中国的外交  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