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北宋文人与佛教关系的类型
宋代文人与佛教及僧人交往的故事，可谓不尽其数。圆极岑禅师曾为归云本禅师所著《丛林辨佞篇》作跋，提及宋代文人习佛，云：“本朝富郑公弼，问道于投子颐禅师，书尺偈颂凡一十四纸，碑于台之鸿福两廊壁间．灼见前辈主法之严，王公贵人信道之笃也。郑国公，社稷重臣，晚岁知向之如此，而颐必有大过人者，自谓于颐有所警发。士大夫中谛信此道．能忘齿屈势，奋发猛利，期于彻证而后已。如杨大年侍郎、李和文都尉见广慧琏、石门聪并慈明诸大老，激扬酬唱，斑斑见诸禅书。杨无为之于白云端，张无尽之于兜率悦，皆扣关击节，彻证源底，非苟然者也。近世张无垢侍郎、李汉老参政、吕居仁学士，皆见妙喜老人，登堂入室，谓之方外道友。爱憎逆顺，雷挥电扫，脱略世俗拘忌，观者敛衽辟易，罔窥涯涣。然士君子相求于空闲寂寞之滨，拟栖心禅寂，发挥本有而已。”④本段话可与前引朱熹之语相印证，即此可见宋代文人士大夫与僧人交往之一斑．然这段记载远不能概括宋代文人与佛教关系之全貌。
一
宋代文人士大夫与佛教关系之密切，除前引朱熹等人之语外，更为明显的体现，是在宋人的文集或其他著述中，几乎找不到完全不论述到佛教的，即使是站在批驳的立场论述佛教，也能看出其所受到的佛教影响。
关于宋代文人与佛教关系的情况，周裕锴《法眼与诗心——宋代佛禅语境下的诗学话语建构》中有比较详细的论述，书中将宋代文人与禅宗的瓜葛表现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被禅宗灯录视为传灯法嗣的居士．第二种是跟从禅师学禅问道，第三种是延请禅师主持寺院。其实．这三种情况不仅表现在文人士大夫与禅宗的瓜葛上，也表现在与佛教其他宗派的关系上，这在该书实际论述中是可以看到的。这三种情况的存在，表明的是宋代文人士大夫与佛教尽管有深有浅但非常普遍的关系。该书中列了三个表格，详细地列举了宋代禅宗文献典籍中所提到的文人、宋元明清佛教史传(禅宗文献之外)所提到的宋代文人，三个表格显示了宋人文人士大夫接触佛教的人数之众。
除这三种情况之外。还有大量的文人没有被写副佛教典籍中．他们可能没有与佛教僧人有所交游，或者有些文人士大夫虽然与僧人交往．但所交往的僧人在佛教史上并不出名，却因阅读佛教典籍而被佛教所感染．作品中也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而这方面更能体现宋人与佛教瓜葛的普遍性。因此，周裕锴所列三种情况并不能完全概括北宋文人与佛教之关系．细数宋代文人士大夫与佛教、佛僧之关系，大概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如陈文惠一样留心佛教者。陈文惠景j；占年间拜相，寻出判郑州，以太子太师致仕，“平居于释氏留心”。所谓的“平居于释氏留心”．即佛教典籍是他平常阅读的内容之一，对于佛教所说的义理也有所思考。故其在游佛寺时“恍然有得”，为偈日：“殿古寒炉空，流尘暗金碧。独坐了无人，又得真消息。”在临终时，自志其墓日：“……年八十二不为夭，官一品不为贱，卿相纳禄不为辱，三者粗可归息于父母栖神之域矣。”从其所作偈与墓志铭来看，陈文惠确实是“于幻妄境中了无遗恨”．是“知者道”①。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对待佛教，大多都如陈文惠一般．他们阅读佛书，游览佛寺，交往佛僧，在思想观念和行为上，都深深刻印上了佛教的痕迹。又如王日休，“为六经训传数十万言”，后来却弃儒而习佛，并云：“是皆业习非究竟法，吾其为西方之归乎!”之后“一志念佛．日课千拜”，直至“立化”②。如王日休一样，接触佛教之后即潜心于佛教者亦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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