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乃衣食之源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国家，我们的祖先是一个勤劳的民族，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努力种地，创造了辉煌的农耕文明。我国农耕文化的起源，有一句“男耕女织”之说，这不仅是指早期的劳动人民，也是农耕文化形成的基础。早在河姆渡时期，出土的谷物化石，则说明“农耕”由此（或更早）产生。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2月《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农耕文化是我国农业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不能丢，而且要不断发扬光大。”可见，农耕和农耕文化对我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说是何等地重要。
农耕乃衣食之源，人类文明之根。农耕文化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化之一，也是对人类影响最大的文化之一。农业是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产物，具有强烈的地域环境依赖性。因此，农业生产必须遵循大自然和农作物生长发育的规律，协调外部环境与生物有机体之间的矛盾。如果违反自然规律，就像“人泉伐木，登山求鱼”一样，劳而无获。“天地人”三者的有机协调，是农业生产事半功倍的先决条件和必要条件。
由于历史上我国的主要政治、经济、文化、农业活动中心多集中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我们的祖先便以这一带的气候、物候为依据，建立了二十四节气。远在春秋时代，就定出仲春、仲夏、仲秋和仲冬等节气。以后不断地改进与完善，到秦汉年问，二十四节气已完全确立。《淮南子》一书就有了和现代完全一样的二十四节气的名称。由于农历是一种“阴阳历”，既根据太阳也根据月亮的运行制定，因此不能完全反映太阳运行周期。但中国古代又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需要严格了解太阳运行情况，农事完全根据太阳进行，所以在历法中又加入了单独反映太阳运行周期的“二十四节气”，用作确定闰月的标准。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订立的一种用来指导农事的补充历法，它能反映季节的变化，指导农事活动，影响着千家万户的衣食住行。因此，从二十四节气上，就可以掌握季节变化，决定对农作物的适时播种、生长培育、收割和储藏。即所谓的春种、夏长、秋收和冬藏。可以说，二十四节气与农业生产都尊崇了天人合一、尊重自然这一规律，是古代中国劳动人民长期经验的积累和智慧的结晶。在漫长的农耕社会中，二十四节气为指导农事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拥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具有非常明显的季风性和大陆性气候，各地天气气候差异巨大，不同地区的四季变化也有很大差异。因此，二十四节气与农事活动，在我国各个地方是不一样的。
中国传统家庭的经济生活，是一种小农型自然经济的生活，其生产方式，是一种小生产方式。小生产是为了自给自足，自身丰衣足食。《孟子》一书中，不止一次重复谈到孟子的理想：“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里的粮食、丝帛都是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的。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治家第五》说：“生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畜，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爰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植之物也。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但家无盐井耳。”在颜之推心目中，如果家中再有盐井以制盐的话，那真是万事不求人，可以闭门而完备地生活。这样，就能“守其业”了。
小生产的参加者大多是家庭成员，其分工是一种自然的分工，或依年龄大小，或依男女性别等进行分工。辛弃疾《清平乐·村居》云：“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看剥莲蓬。”正反映了这种年龄的分工。而范成大《田园杂兴》日：“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则反映出了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
我国有960万平方千米的领土面积，幅员辽阔。境内地形地貌丰富多样，有高原、丘陵、平原、山地等。海拔落差非常大，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的珠穆朗玛峰海拔8844米，为世界第一高峰，新疆吐鲁番盆地低于海平面15米，南北温差非常大，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读小学一二年级时，在语文课本中读过这样的语句：“大兴安岭雪花还在飞舞，海南岛上鲜花已经盛开，长江两岸柳树开始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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